下午下过雨，天空很潮湿，没有云，天很蓝。还没到六点，太阳的尾巴就开始往地平线里钻。
景河东还要回家给老婆做饭，早早收了摊。他给景召打了通电话：“外卖送到了吗？”
“嗯，现在回去。”
景河东推着他的电动小三轮：“不用过来我这里，我已经收摊了，你直接回家。”
景召应了声，等景河东先挂电话。
天开始黑了，路上行人脚步变得匆忙，景召靠边停了车，下车来，走到对面路边。
路边有位阿婆在卖红薯，她用报纸垫着，坐在地面上，箩筐里很满，红薯没怎么卖掉。
大城市的人好像不太爱吃。
“阿婆，”秋风有些萧瑟，景召的声音很温柔，“我来买红薯。”
阿婆眼神不太好，看了好几眼才认出他：“是你啊。”
这个年轻人经常过来买红薯。
阿婆与他闲谈：“你有一阵子没来了，最近工作很忙吧？”
景召回话说：“上周去了外地。”
暮色沉沉，风抚不平老人眼角的皱纹。
阿婆用手撑着地面，动作不太利索地起身：“你要多少？”
“这些都要了。”
阿婆每天都会挑两箩筐红薯出来卖，运气好的时候，能卖出去一大半，她开价很低，两箩筐也不过几十块钱。
塑料袋都装在塑料袋里，都是用旧的。
阿婆挑出来两个最大的：“怎么每次都买这么多？”
景召站在路边，弓着腰与老人说话：“家里人爱吃。”
阿婆搓掉红薯上的泥土，一个一个撞进袋子里：“这些都是新挖的，你放几天会更甜。”
他应：“嗯。”
一边装着，阿婆一边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说得更通俗易懂一点：“给人拍照的，有时候也拍拍山，拍拍水。”
“拍照啊。”阿婆笑了笑，牙齿已经掉了许多颗，“现在的人都爱拍照，不像我们那辈的人，老家在乡下，大家都穷，一辈子啊，就拍一次照。”
阿婆装好红薯，把袋子的提手挂在秤杆上，是那种老式的秤杆，要提起来才能用秤砣称量。
一箩筐红薯有十多斤，阿婆提起来有些吃力。
景召蹲下去：“我来提，您看着称。”
阿婆笑着把称给了他，说教他认称。
阿婆的普通话不太标准，景召其实没怎么听懂。
又说回拍照的事了，阿婆感慨：“我这把年纪，也该拍次照了。”
这把年纪，该拍遗照了。
很多地方的老人都是这样，一辈子就拍一次照，就在他们觉得自己将要和亲人告别的时候拍。
如果是办身份证的时候拍过了，那就有可能不会再拍了，或者来不及再拍，等到离开人世的时候，从身份证上抠出生前的模样。
如果跟他们讲有种职业叫摄影师，他们也理解不了。
两个大袋子装不下，剩下的几个阿婆用小袋子装着，那一小袋没有过称，一起给了景召。
他把袋子放在地上：“多少钱？”
三十三块五毛。
阿婆说：“三十块钱。”
景召只有一百块的纸币。
阿婆的钱都用塑料袋装着，一个袋子套一个袋子，套了好几层，袋子掀开，钱用布包着，没多少零钱，不够找零。
路边有还在营业的便利店，走几步还有菜市场。
“我去换零钱。”阿婆不放心把箩筐留下，打算一起带过去。
景召说：“下次再找吧。”
黄昏下的倒影，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点凄凉。
风不挑人，谁都吹，把老人的脸吹红、把背吹弯、把眼睛吹得沧桑。
阿婆问他：“你在哪里拍照，有没有店面？”
“有店面。”他说话的语速很慢，“在沙塘北，红柳巷。”
阿婆把钱塞进了装满红薯的袋子里：“那这钱你别给了，下次我上你店里拍照。”
她快八十了，该拍遗照了，那天她一定要穿新做的衣服，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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