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年了，各种小商小贩都出来摆摊。想在年集上占有一席之地不仅需要提前占好位置，还需要早早出门。腊月二十六的早上，凌晨三点，我还睡眼惺忪，外面还黑的很，也没有星星和月亮，只有风声呼呼啸啸。
前一天下午，我们姊妹几个把常常是三头或者四头，用棍子赶到屠宰场。就算是到了屠宰场，猪也不老实，满世界乱窜。几个大人常常需要先逮了猪，用绳子把猪的腿绑起来，放到一个黑色的二尺高的大案板上，有时候还可以看见猪的眼角留着泪，十分哀怨。
屠夫和几个人在盆里放了盐，将猪血放在盆子里。待猪血放净，几个人再把猪抬进烧着开水的大锅褪毛。死猪不怕开水烫，原来是来源于这里。
这时候，我常常扮演的是添柴烧火的角色。
屠宰完成，我和爸爸再把猪拉出回来。爸爸在客厅里放了一个架子，架子上放着新宰的猪，以防冻伤。
一直到早上装车的时候，猪肉还冒着热气。我跟爸爸一起把半片半片的猪搬上了车，颜色正是最好的时候。因为卖肉，我对猪肉十分了解，哪里是前臀，哪里是后臀，哪里是脖头子和下踹子，哪个是前蹄还是后蹄。
猪肉的颜色更是能分辨猪肉的质量。颜色太红的，是先死后杀的；颜色偏浅的，是病了的；颜色氤氲不很强烈的红是注了水的，有时候仔细看，是能看出水的，用卫生纸轻轻一擦更是明显；只有颜色深红，红得发亮，肌肉直接的隔膜又白又青，看着有点风干的感觉，肉膘特别白，才是好猪肉。
是不是感觉自己该死的知识又增加了一些？
我穿好棉袄，穿上羽绒服，再穿上军大衣，系上围脖，才算是准备好了。
穿这么多，还是冷。我家的三马车并没有车棚，呼呼的风吹着人的脸生疼。我把头向下低了低，向下缩进脖子里。三轮车伴着柴油机哒哒哒哒地，我也跟着颠颠簸簸地进了葛头村。
集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了。到了提前占好的位置，刚好剩下一辆三轮车的宽度，周围的人帮忙左右指挥着半天才算是把车停了下来。
这里是一户人家的房后，呼啸的北风被挡去了不少。但也算不得什么好位置，因为离卖肉的区域很远。
我的脚早就冻麻了，下了车，跺跺脚，整整衣服，往里缩一缩还是很冷。
小贩们经常在大集上碰到，又都是三里五乡的，早就熟识了。人们聚在一起，把占地方用的柴火收集起来，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火堆。火光照得人影绰绰，人们围在火堆旁，尽情地聊着天，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年集就是年集，即使位置不好，也不会影响销售。还没到11点，整整三头猪就卖的差不多了。我穿着军大衣坐在三马车的车斗里，一点都不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反而像一个十分专业的屠夫。时不时地我还和旁边卖肉的打趣玩笑。想想我的形象就觉得我的一世英名在那时候就已经毁灭殆尽。
我窝在军大衣的黑色大毛领里，抄着手，看着过往的赶集人。刺眼的阳光照着我，暖暖的。困意开始袭上来，我向后靠在车的挡板上，仰着头不知何时睡着了。突然头碰在三轮车的挡板上，“好疼”。我揉着头，一睁眼，眼前早已站着一人。
他正站在我面前，上衣穿了米白色的外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脸上满是笑容，想憋又憋不住的笑容。很明显他是被眼前的情景逗乐了。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孙英。我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了，懊悔我非得穿着军大衣干嘛，非得打盹干嘛，打盹就打盹吧，还非得磕一下……眼下所有的窘迫都聚集在一起，尴尬极了。
这是自赵东雷事件以后的第一次见面。我没想过，我还会再遇见他，也没想过会怎样面对他。此时内心正翻江倒海，是平静也是激动，是激动又不得不平静。
他礼貌地冲我爸爸说，“叔叔好”，然后对我说:“你们来赶集吗？”他好像并没有注意到，我此刻正这副打扮在卖肉。
我深吸一口气，“额，你要不要来一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开玩笑故作轻松地问他。
他笑着摆了摆手，眼睛因为近视并没有睁开多少，说，“不用了。吃糖葫芦不？”
吃糖葫芦不？这句话我倒是没有想到。他此刻停留在这里就是为了问我吃糖葫芦不？我心里纳闷儿极了。我倒宁愿他现在是躲着我远远走开，这样我还会觉得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可是他就是他，他办的每一件事都出乎我的意料。
他爸爸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看起来脾气最是和顺不过。可即便如此，我看见他也是十分的紧张，每次看见他也是结结巴巴地说一声：“老师好。”仿佛做了极亏心的事。即便是十几年后，我工作了，跟他爸爸工作偶有交集，我还是紧张地不行，感觉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十分地心虚。
此刻，我爸爸就坐在我的旁边。他脾气那么暴躁，我都不敢大声说什么，坐在他旁边我都觉得紧张。一个十几岁的小屁孩，当着我爸爸的面，居然问他的女儿要不要吃糖葫芦，做出这么暧昧的行为，真是太有勇气了！可就算是他敢问，我哪里敢说吃。我生怕我爸爸说什么，感觉到什么或者做什么。赶紧说:“不吃，不吃，谢谢。”
他说:“行，那你们忙着，我先走了。”说完，还看了我爸爸一眼，转身才走了。
我看着他走远的背影，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还是佩服地不行不行的——礼貌，得体，勇敢，大气！我暗暗地觉得，自己的眼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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