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不扰民，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恢复。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文景之治”是：“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
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
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唐高祖李渊为唐朝制定下了尊祖崇道的国策，在这个国策下，唐太宗李世民
采取了尊崇道教，同时用道家思想治理国家。
唐朝采取了三省六部制来分离皇帝的权利，避免政令出错，唐太宗规定自己
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
心情不好时作出的不慎重决定。
同时唐朝采取了道家思想的慈悲心态，减轻了刑罚，同时进行劝善。
唐太宗
放三百九十个死囚回家过年，让他们第二年秋天再来，结果到了第二年没人监督，
死囚都赴约回来了，于是唐太宗就赦免了这些死囚。
后世明太祖朱元璋评价“贞观之治”是：“惟唐太宗皇帝英姿盖世，武定四
方，贞观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无为而治”的典型治世“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
又说“康乾盛世”也是一例，但我个人以为，康熙帝还是发动了太多的战争，不
在“无为而治”之列。
本句中，帛书本与通行本仅有一字之别，前者为“居”，后者为“处”，意
思差别不大，“居”字含有“处”的意思。一点点微小的差异在于，“居”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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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字是“踞”，甲骨文、金文中，象人曲胫蹲踞形。本义是“蹲着”。
而蹲着就
是这一点点差异了，它代表的是一种谦卑的态度——“居无为之事”，应该更符
合老子的思想。
另一个颇有意味的就是“不言之教”了。
人类“轴心时代”大约在公元前 800——公元前 200 年间，人类文明最重要
的三个分支，古希腊有苏格拉底，古印度有释迦摩尼，古中国有老子、孔子。他
们不仅出现在同一个时期，而且，居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言之教。
苏格拉底的思想见于他的弟子柏拉图的记录，著名的《对话录》；释迦摩尼
的思想亦由弟子阿难所记录；孔子的主要思想载于《论语》，也是弟子们所编录
而成；老子的《道德经》仅 1700 言，为关尹喜强逼而留，否则，老子应该也是
不录一字而入函谷关的。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位大哲，都是“不言之教”的倡行者，这难道只是一
种巧合吗？
这里，要说回“名，可名，非恒名”了。语言是不可能完全覆盖一个事物的，
当你试图用语言去描绘或定义它时，就意味着该事物部分信息之丧失。
语言，是
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甚至可以说，是语言让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也
是语言引领人类进入文明的。
但是，所谓“所有的进步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语言虽然具有巨大的作用，但是，靠语言文字传承的人类文明，是建立在一个有
重大缺陷基础之上的大厦，每一代人削弱一部分信息，这样，离事物的本源就会
越来越远，后人得到的难免都是错误信息，这就是文明发展的悖论——从一个看
似光明的起点出发，却最终难逃整体灭绝的命运。
比如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传世通行本《道德经》，与竹简本《老子》
早已大相径庭，那么，它离真正的老子思想，又会有多大的距离呢！
佛祖释迦摩尼留下的“拈花微笑”之典故，亦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五灯会
元·七佛·释迦牟尼佛》记录：世尊于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
迦叶尊者破颜微笑。
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
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另外，我在今人的书中看到佛祖的这么
一句话：“我所知法，如树上叶；我所讲法，如掌上叶”，读经不多，我一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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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找到这句话的出处，也可能是今人杜撰，但我却喜欢这句话的生动与博大，所
以还是摘录了出来，与大家分享。
我想，不著文字、不言之教，应该是为了完整保留宇宙与世界真相的最佳选
择吧——拈花一笑，会心自知；以此传承，世人得渡。
【翻译】：所以，世间有大智慧的人总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他们不做那些超
出自然馈赠而欲赢得更多资源的事，也不试图用言语去描述万事万物，只是希望
通过自己的行为能让世人从中参悟天道，以此教化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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