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个问号接一个问号，心里惶惶不安……。老曹家大小子、冯长友几个同学从村公所那边跑了回来。到了人群跟前，冯长友和老曹家大小子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同时对大家高喊，“停了！停了！不拉了！”“怎么回事？”“听说东安来人了。不让挨家挨户地拉了。”“就是嘛！这么整，定阶级成分还有什么用！”“是真的吗？”“不信，你们自己去问问。”“让组长去问问吧。老赵啊！你去一趟村公所打听打听呗。”
赵组长从来就少言寡语，他看看大家，没有吱声，向村公所走去。我们几个孩子像尾巴似的，跟在他的身后。
村公所门前的大道上，西自老郭家肉铺，东到福成油坊，几百米的大街上，堆满了从东头那二十几家拉来的东西。十几个基干队民兵，背着枪、抄着手、跺着脚，不停的走来走去；看样子，冻得够戗。
大人们进了村公所。我们几个同学开始浏览堆在大街上的“斗争果实”。“这还能分清哪个是谁家的吗？”“看！猪肉半子。”“还有豆包，饺子……”靠近村公所门口的道旁，支着一口大锅，锅下是没有燃烧干净的劈材，锅里有凝固的豆油。锅旁边的桌子上放了几块冻猪肉，盆子里有没有吃完、油炸过的饺子……。
一个基干队民兵晃晃荡荡走了过来，冲我们几个人大声嚷嚷，“看什么看！离‘斗争果实’远点儿！都给我滚回家去！”
第二天一早，东头被分了的二十几户人家，接到通知，到村公所去领自己家的东西。他们冒着严寒，车拉、人推，背的背、扛的扛，哩哩啦啦整整倒腾了一头晌。
几天后。老田大叔笑着问父亲，“那天晚上往地下藏东西了吧！”“你咋知道的？”“你寻思就你们一家呀？”“其实，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那也舍不得让人家给分了。”“东头的东西有没有丢的？”“听说过年的嚼裹，有的让站岗的民兵都给‘顾食’了（八一五时期的语言，意思是吃了）。”
（七）
纠正了挨家挨户平分家产的错误做法之后，开始对地主、富农进行斗争。区委书记被调到东安联中当校长去了。
下午。假阴天。土改工作团的领导让儿童团跟着基干队民兵与农会的人去斗争南街的一个煎饼铺。
民兵和农会的人从煎饼铺里往外搬东西、装车。儿童团拿着红缨枪在煎饼铺前屋后院蹿来蹿去。一个抱着木箱的民兵冲我们骂道，“小孩崽子！绊手绊脚的，一边呆着去！”我们的儿童团长不服，顶了一句，“管得着吗！土改工作团让我们来的，你敢反对呀？”“行！行！你们是小祖宗。”
后院有一个同学大声呼喊，“快来呀！磨盘底下有一个木桶！太沉了，我搬不动。快来看看！”大家把那个木桶捞了出来，它是一个木制小清酱桶，桶上印着“萬”字商标。打开桶盖一看：里面满满的一桶伪满的硬币。儿童团长兴奋的向工作团的一个干部报告，“同志！这里有一桶钢镚！”工作团过来两个人，一个人一脚把木桶踹倒，一桶硬币哗的一下，散了一地。另一个人用手在硬币里扒拉扒拉，未见其它东西。工作团的两个人相互看看，一个人说，“全是钢镚，不值钱，给他们拿去玩儿吧？”另一个人：“行！大团长！给你们大伙分了吧！”听到工作团把钢镚给我们了，大家扔掉红缨枪，趴在地上一把一把地往自己的衣兜、裤兜装硬币。工作团的一个干部对农会会长说，“让这帮孩子滚蛋得了？”会长：“行！儿童团！听着！把钱装满了，就都滚回去吧！”儿童团团长：“骂谁呢！让走就走，滚什么滚？团员们！把红缨枪扔车上去。撤！”
我们兴高采烈地离开煎饼铺，跑到区政府院里玩起来“打钱摞”游戏。（“打钱摞”游戏：这是一种锻炼投掷准确程度的运动。在游戏场地上摆一块砖头，参加游戏的人把硬币按照事先约定的数量摞到砖头上；在距离砖头五米左右远（可远可近）的地方，划一条直线。开始时，参加游戏的人站在砖头的后面，把击打硬币的坨子掷向直线，谁的坨子距离直线最近，谁就有击打硬币的优先权；谁把砖头上的硬币打到砖头下边，硬币就属于谁。）直到太阳落山，我们才回家。我兜里的硬币所剩无几。
（八）
贫雇农开始分享“斗争果实”了。
赵大爷是新选的组长。他让冯长友、老曹家大小子几个人挨家挨户地通知：吃完晚饭一家派一个人到组长家开会，分从地主、富农家“斗争”来的“胜利果实。妈妈问父亲：“去不去？”“不去能行吗？”“谁去？”“反正我是不去。”妈妈看看我，然后说，“你去吧！”开会人多、热闹，我当然愿意去。
土改时，赵组长家分到了临街的三间房子。从我家出来，拐过老杨家碾房就是他家的后院。我从后院到了他家后门，门一开，一股抽烟的臭气扑面而来，呛得我咳嗽不止。屋里南北炕上坐满了人，在抽烟的烟雾笼罩中，看不清炕上人的面目；本来就不太亮的四十度灯泡，在弥漫的烟雾中，更是暗淡无光。南炕炕中间有一个装着黄烟的大烟笸箩，炕上的人，用旧杂志、破报纸卷着黄烟，一口一口地吐着混浊的烟雾。炕稍一个老头偎缩在炕犄角，半蹲半坐，齁齁地咳嗽不止。北炕坐的都是半大小子，也都学着南炕大人的样子，嘴里叼着卷的烟卷。我在炕沿上找了一个空地儿、挨着同学赵福坐了下去。我让烟呛得连连打了几个喷嚏，淌出了眼泪。
土改工作团的干部、农会的人和赵组长在外屋分劈从村公所送来的“斗争果实”。外屋地下，从南至北一堆一堆的分开摆放着要分的东西。每一堆东西好坏、多少都是不一样的，最好的在南头。
分东西开始。赵组长喊道：“张尥蹶子！你是头一号，过来拿东西！”张尥蹶子靠着窗户睡着了。附近的人推了几下，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急忙忙下地，趿拉着破乌拉头子，走到外屋。
赵组长手指最南头的一堆东西说，“尥蹶子！这堆儿是最好的，拿走吧！”张尥蹶子看了看，没吱声。他站到第四堆（一床狗皮褥子、一件日本军用大衣和其它东西）跟前，说，“我不要最好的，就要这一堆。行不？”赵组长看看工作团和农会的干部，工作团的一个人说，“行吧。”张尥蹶子乐乐呵呵地抱走了那堆东西。
赵组长喊着到场的每户户主的名字；炕上的人越来越少了。拿着分到手的东西的人一个一个地走出房门；一股股冷气间断地冲进屋里。炕上还剩下三个人了，赵组长喊到了父亲的名字。我到了外屋，拿起赵组长指着的一堆东西，从后门跑回家。
我把分得的东西往炕上一扔，表示完成了领取“斗争果实”的任务。奶奶从北炕过来，扒拉着看炕上的东西：一个褥面、一个绣花枕套，还有一件没有纽扣、没有衣领、湛蓝色缎子面的女人上衣。奶奶拎起那件蓝色上衣，生气地说，“怎么什么都给分了！装老衣裳你也往家拿！”奶奶看着我，我觉得有些冤，“那是人家工作团给分好的，也不是我自己挑的。谁知道什么是装老衣裳？”奶奶：“给死人穿的！”妈妈：“把那件衣裳偷着扔了吧。”我问：“这就扔？”奶奶：“扔！我瞅着它膈应人（方言：使人厌烦）。跟你爹一块去扔了它，趁着天黑没有人看见。”
我拿着那件衣裳，父亲跟在后面。锛儿喽也一起窜出门外，向院外跑去。到了围子边上的小桥上，我问父亲，“扔桥底下吧？”“行！”我把衣裳卷巴卷巴扔到桥下，和父亲一起回了家。
早晨，老杨家二嫂手里拿着喂猪的水舀子，站在我家门口对妈妈说，“大婶！你看你们家锛儿喽嘴里叼的什么东西？”妈妈一看是昨天扔的那件衣裳，急忙喊我，“出来！看你那个死狗叼的什么东西！”同时对我使眼神，我一看，便明白了。“这个小死狗！什么你都敢往回叼！我打死你。”说着我用脚踢了它一下，“去！给我送回去！”我连踢带打又吆喝，把锛儿喽撵到围子边小桥底下，扔了那件衣裳。回到家，妈妈问：“有人看见没有？”答：“没有。”
（九）
杨木岗传来噩耗。在土改斗争中，杨木岗村村长我的三爷被处死了。外祖父全家“净身出户”，被撵到屯子边上的一个破马架子里，难以安身。外祖父命大，斗争中被打昏死几回，都缓了过来。在这场“斗争”中，父亲、妈妈两个亲戚体系中，像我们家没有被清算、被斗争的屈指可数，凤毛麟角。
噩耗传来，妈妈偷偷地哭了几场。虽然在人们面前看不出她的哭痕，但是悲哀的心情还是无法掩饰地表露在举止行为之中。
尽管在黑台我们家定成分是“贫农”，在亲属绝大多数都是斗争对象的形势下，万一有个株连，凶吉未卜；全家人笼罩在惶惶不可终日的阴影之中。
（十）
配合土改和参军支前，学校排练演出节目。演剧，可以说我是“老手”了。在小学毕业之前，学校的每一次演出，我都没有落下过。奶奶说：这小子属穆桂英的，阵阵都少不了你！
这一次土改期间的演出，是解放后学校的第一次演出。学校前面的大操场北侧，区政府用木杆、木板、席子搭了一个大舞台。把从地主、富农家“斗争”得来的幔帐挂了起来，前后台用幔帐隔开、挑选两个大一点的幔帐做幕布。
下午，漫天飘起雪花，天气不算太冷。区中队基干民兵和我们学校的学生列队站在舞台前面，各村屯的贫下中农散乱地站在会场的中间。
区政府的一个干部在舞台上喊道，“都准备好了吗！就要开演了。”马老师在后台管理我们这些演员；林老师已经坐到风琴后面，不断地摁动琴键；姜老师站在琴旁，把小提琴夹在下巴颏和肩膀之间，凭借风琴的声音调整琴弦。林老师的风琴、姜老师的小提琴是我们学校演出的基本乐器；配套的是锣、鼓、镲之类的打击乐器。
开演之前，区政府干部讲话。大意是**领导农民翻身闹革命，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是土地还家……。翻了身的农民要参军保卫胜利果实……。区政府的另外一个干部在台上带领基干队民兵和学校的学生呼口号。
我参加出演的节目是压轴戏小歌剧。反映一个贫农家庭分到了土地、分得了斗争果实，翻身做主人的故事。我扮演一个孩子。我的唱词大意是：今天发地照，高高兴兴往家跑，吃顿白面饺，……。演出结束后，天已经快黑了。
回到家，正赶上妈妈包饺子，我高兴地问：“你们是不是听见我演剧唱的歌词了？”“你唱的什么词？”“今天发地照，……吃顿白面饺……”奶奶：“正好，我没看见，你给我唱一个。”我在屋里边唱边扭，把奶奶逗得笑个不停。
土改时，我家五口人，分了两公顷半耕地。没有分到房子。
（2004121320070622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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