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日报

每天上午十点钟之前，我们打电话的吼声充斥人委机关三楼（包括二楼），压倒其它一切声音。楼里没有人对此有任何说辞。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激情燃烧的景象可谓彰明较著（这是我当时的实际感受）。

向国家和省里上报日报之后，立即进入日报工作的第二阶段。即向市委、市人委领导及有关部门发送鞍山工业生产情况日报。日报已经形成固定格式。我们把当天数字填写在事先打好的表格中，写上简要说明，交给打字员，打字后，油印，盖上绝密印章，送出。这一切，都要在午饭之前完成。其紧张程度，不言而喻。

有两件事情印象深刻。一是印刷。大跃进的年代，也是在国家机关提倡增产节约的年代。节约一张纸，都是国家干部的职责和荣耀。党员舒凯为我们做出榜样。油印的时候，涂油墨，在纱网上把油墨摊开、滚匀总是要用几张纸进行试验，直到达到预期效果为止。舒凯却能够做到只用蜡纸的垫纸做实验，不浪费一张好纸，而能够高水平地油印出没有瑕疵的印刷品。受他的影响，我也很快地掌握了不浪费一张好纸的技巧。我们印刷日报完毕，很少把油印机弄得满身油污；很少见到满地都是不合格的废纸。自然，在全局成为增产节约的模范和带头人。

第二件事情。市委书记、市人委市长的日报都要我们科派人亲自去送；其他的交给二楼机要处，由他们分送。市委的，送给“二工交”（市委当时有第一工交部、第二工交部，分别对口鞍钢与地方企业）。我到了科里以后，这个差事就落到了我这个新手的身上，那三位虽然年龄相仿，资格毕竟老啊。其实，就是跑腿，下楼上楼而已，这也是表明自己工作态度的实际行动。市长在二楼，下楼交给市长秘书室就行。市委在马路对面，上二楼，交给“二工交”部长办公室的一位女秘书，也就完事。从市委出来，直奔食堂吃饭，一个上午就这样忙的不可开交地过去了。有时候，上厕所都忘了；不是夸张。

四个人四只手一起抓电话的情景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我到科里不长时间，周湘夫被调出做临时工作，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调到了小岭子铁矿。舒凯过了一段时间，离开日报工作，就剩下詹红琴和我了。到了1960年，日报工作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唱独角戏了。

1960年中央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坚决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达到了高峰。全国计划钢产量为1840万吨。鞍山计划钢产量655万吨，争取达到700万吨；比上一年实际产量增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大跃进的浪潮推动下，钢铁日报工作更为紧张。鞍钢的日报，每天8点之前就报到我局。这样，必须有人在办公室值班。值班的人责无旁贷地落到我这个独身的头上。

工业科办公室靠走廊一侧墙的窗下的木床成了我的专用，被褥都是从行政处领的。从此办公室就成了我日夜常在、起居工作的地方。我在一宿舍的床铺成了省统计局工业处下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同志们免费的居所。那个年代，省统计局干部（每个月的月初月末工业处经常有一、两个人）到市里（重点了解鞍钢生产情况）出差，基本都是住我们的宿舍，在我们机关食堂吃饭，很少有住招待所的。

每天，报日报与我通话时间最长、天天都通话的是鞍钢统计科的赵国生。他是我的同龄人，冶金专科学校毕业，和我一样，也是科里的“小字辈”。拿起电话，不用说话，听到呼吸，我就会知道是他；同样，他也是如此。只不过，几个月过去了，他没有见过我，我也没有见过他。

一次，在市委门前一个重要集会，他们科里的大部分同志都来参加大会，唯独他还要看电话，接听下面厂矿随时汇报情况。为了能够让他听到会议情况，我把我们改造过的电话挪到正对市委那边的窗台上，通过电话，他高兴地听了一段市委第一书记的讲话。

我们两个终于见面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科里的几个人去鞍钢统计科，一进屋，我立即走向赵国生，他也犹如见到老熟人似的，向我走过来。那个时侯，并不是如电视剧里臆造的那样，两个期盼已久的人，见了面就是（如苏联人那样）热烈拥抱。我们两个把四只手紧紧的握到一起。鞍钢统计科曾科长笑道，“你们俩，好像没有见过面吧？”

赵国生：“没有。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他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我：“真是心有灵犀呀！和他一样，我也是，想象中的他，就是这个形象。”

大家哈哈大笑。

赵国生在文革期间，志愿报名去了水城，参加三线水钢的建设。听说，改革开放之后当上了贵州省冶金厅厅长。

在政府统计部门工作过的人中，做过日报的人，不说是凤毛麟角大概也是寥寥无几。在近30年的统计生涯中，我从做日报开始，做遍了月报、季报、年报，可以说，是一个极其难得的统计人生。我十分珍惜做统计日报的这段经历，特别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2011年2月20日15：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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