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病房，父亲一一介绍了另三个人，他们都很热情。知道我在鞍山市人委工作，沈阳扇风机厂的工程师问我，“在鞍山工作多长时间了？”
我：“一年半多一点。”
工程师：“你父亲说，你是在沈阳念的书，哪个大学？”
我：“辽大。原来的东北财经学院。你是……”
工程师：“我是东工毕业的。在扇风机厂工作。”
我：“扇风机厂啊！我在你们厂实习挺长时间呢。在离心车间。”
油锯手：“老傅行啊！还供出一个大学生。”
父亲：“我哪有那个能力呀。全靠国家的助学金了。”
矿工：“咱们算是赶上好时候了。上大学有助学金，看病有公费医疗。工程师同志，你是不是也有助学金？”
工程师：“大部分同学都是靠助学金。”他看看手表，“到点了，吃饭去。”
走到食堂门口，饭菜的香味迎面扑来，不知不觉下意识地做了一口深呼吸。仿佛几辈子没有闻到这种气味了。
父亲端来两盘饺子。猪肉酸菜馅。我有意识地装着斯文的样子把饺子放到嘴边，还是没有掩饰住贪蛇忘尾的吃相。
工程师：“怎么样，味道如何？”
我：“好，好。”
工程师：“我们辽宁不如你们黑龙江。从60年下半年开始，吃的不行，食堂里没什么油水，粮食里掺杂代食品。都浮肿。饭馆里饺子馅都没有肉。”
油锯手：“俺们黑龙江还行，管好赖，粮食比你们还是多点。”
矿工：“煤矿工人的粮食定量还是挺多，也就是缺肉、缺油。”
我：“是，钢铁工人的粮食也是没问题的。”
工程师：“国家这么困难，疗养院里还是细粮、鱼肉蛋保证供应，这病不治也好了一大半。”
父亲：“正如《社会主义好》的歌里唱的一样，真的是社会主义好。我和双鸭山的老哥哥比你们体会深。”
我第一次从汤岗子回来，说疗养院吃饺子，宿舍里的人不信。有一回我带回来几个饺子，他们才信以为真。
毋笑斌问我，“在那疗养的都是什么人？”
我告诉他，“跟我父亲一个房间的，一个挖煤的工人，一个伐木的工人，一个工厂的工程师。都有病。都是劳动模范或者先进工作者。”
（2011年6月7日10：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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