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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超的事情，没有开全局大会批判。党支部以及团支部都没有宣布具体处理意见。不过，在之后的职工精简下放的时候，文超被下放农村。还好，20年之后，落实政策，文超恢复了干部身份，成为统计局的退休干部。这是后话。
夜战。夜深人静，胜利路西侧除了几盏昏黯的路灯之外，经常是人委三楼北半部的窗户还在亮着灯光。统计局经常加班加点，在市委和人委两个大楼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工业科更是加班次数多、加班时间长的典型。
市领导照顾统计局经常夜战，让人委行政处特为在1959年下半年给统计局所有办公室都安装了日光灯。日光灯现在已经是最为普及的照明灯。上个世纪50年代末在鞍山还是新鲜事物，虽然它在世界上已经诞生20年了。就是在沈阳，我们学校也是在图书馆建成后（1958年）才安装上（频频闪烁的）日光灯。我们局安装日光灯数年之后，机关里才陆续把白炽灯改换成日光灯。
年报期间，工业总产值年报企业单位多，统计分组多，一般是按地区、按轻重工业、按隶属关系、按所有制、按部门、按企业规模、按为哪些方面服务等等分组。
总产值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重要计划指标，也是管理国民经济的核心指标。
总产值虽然计量单位是货币值（人民币·元），但是它代表的是产品的实物总量，是钢、粮食、布匹、机器设备等等产品数量的总和。它所代表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产品。它是否完成计划，是增加还是减少，都关乎人们物质产品的实际占有数量。
现在我们使用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价值指标，它是在社会总产品当中新创造的（包括固定资产折旧）价值（货币）指标。这个指标不是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创造的物质成果，它包含买卖货币（及其变形）所赚取的“不劳而获”的货币增殖（利润）。它不是代表社会上物质财富（实物量）的多少，比如，菜农的大白菜增产了，但是他的gdp可能是减少的，甚至会出现负数。总产值和gnp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依据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要求而设计的，目的是观察在一个时期生产多少物质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后者，是观察一个时期，生产了多少可供分配的货币量，满足人们对金钱的需要；包括不参与物质生产的所谓“投资”的“热钱”。这里不是讨论哪个指标的优缺点，而是想要表达，不同的统计指标反映不同的社会经济运行内容。
总产值的分组资料，最为关心的是燕恩。上面提到的各种分组变化情况，燕恩都要进行对比分析。比如，轻重工业比例，是当时上上下下都很关心的，必须作为重点加以分析。分析为四方面服务（为鞍钢、为农业、为人民生活、为出口）的数量、比例的变化，说明鞍山工业贯彻党委大政方针的情况。分析鞍钢和地方工业的速度、结构，说明地方工业发展变化情况，等等。
手工汇总的总产值每一笔数字都要逐笔相加，费时、费力。是我们科工作量最为繁重的年报。通宵达旦的加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由于我没有分担固定的报表，我的任务就是打算盘，抄（复写）报表。
打算盘是我不太感兴趣的学习科目。统计系搬到北陵后的一个学期，好像开过珠算自选课；我一次也没有去听课。在黑台念小学时，父亲打算教我打算盘，就教了一次，因为我不上道，气的父亲把算盘子摔了。说道，“不会打算盘也罢，扒拉来扒拉去也是听人家指使。”
命运就是和怪物一样，让你接受你并不是很情愿去做的事情，往往且成为你毕生的事业！从做工作开始的第一天起，开始工作的第一件工具，就是算盘子。统计工作者使用算盘子经常使用的算法两种：加法、除法。加法使用算盘子，其速度和准确程度，据说世界上任何一种计算工具都不能与其匹敌。日报中虽然相加的数目不是很多，架不住天长日久，熟能生巧，我的加法技能日渐提高，并不在他人之下。除法，在我们机关没有人用算盘子比手摇计算器算得快。手摇计算器我们科只有一台，做月报的时候，常常你争我夺。
我在逛新华书店的时候看到一种计算板[长方形，板宽约8cm、高约10cm；板上印有类似计算尺一样的刻度，一块板是透明的，刻度上的数字（红色）为除数；另一块不透明的底板，刻度上的数字（黑色）为被除数，把除数和被除数对准后，有一个标志就会指向商数。商的准确度约为4位数。完全可以满足做日报的需要。]我买了一个，成为我做日报的有力工具。
算盘子除法，我们局里也有几个同志够厉害。蒋竞芳袖里吞金，文昌霞准确无误，特别是财贸科的程志，善于使用口诀进行计算，什么九归口诀、退商口诀和商九口诀都背得滚瓜烂熟。
背口诀，记算式，我是一门不门，怎么办？一天，我把小学时算除法的算法算式从纸上挪到算盘子上，倒是开了窍。做日报时，我使用算盘子计算百分比，也不算太笨。听说我用算盘子算百分比，速度不慢，蒋竞芳、程志也想见识见识。他们找出一个月的钢产量的计划数和实际完成数，让我算。看了之后，程志说：“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小扒皮？”
我：“谁教我呀？这就叫小扒皮？”
蒋竞芳：“对了。不过，你的商数的位置不要另外放在被除数的右边，如果被除数够扒，第一个得数放在被除数首位前隔一档就可以，然后依次得出第二位、第三位……商。我一般习惯把除数放在被除数的右侧。”
我：“其实，除数不必摆到算盘子上。”
程志：“行。有点悟性。”
总产值报表计算汇总之所以麻烦，是因为它的分组较多。有一个分组的总数与其他分组的总数不一样，就要从头查找错误出在哪里，常常为了查找一个数，就要花费几十分钟，甚至半宿。
22点，铁城和邴楠把各单位的上报总产值数字整理登录完毕。邴楠如释重负，高声喊道：“善科长！完啦！”
善科长：“混小子！谁完啦！”
听到邴楠的喊声，大家立即放下自己手中的报表，拿起算盘子；我和燕恩坐在那就等这个时刻的到来。
铁城开始唱数（父亲在兴农合作社时，晚上加班核算当日收缴“出禾粮”数量时，一个人念数字，几个人打算盘，大家都把念数字叫做“唱数”），办公室一片肃静，只有算盘子噼噼啪啪的声响。一组数字唱完，铁城：“报数！”往往是毋笑斌抢先报数，常常出错；接着是舒凯报出另一个数字，大家随应，“对了！”最后，善科长看余守礼，余守礼点头，铁城才会把数字记下。余守礼离开统计局之后，舒凯代替了他。之后的几年，我也成为算盘子得数的权威。
夜餐。每到年报期间，人委行政处都要安排机关食堂，在半夜为我们提供一顿免费夜餐。机关食堂的顾班长和老哑巴几乎天天值班，他俩和我们统计局的干部格外亲近。
1961年初，做1960年度年报，食堂的夜餐虽然尽可能给我们吃的好一点，还是代食品较多，没有油水。
一天，加班的科室较多，黄局长发话，让秘书科拿点钱，委派程志（他与包子铺熟悉）到天津包子铺预定几屉包子。当时天津包子铺的面粉是定量供应，数量有限。半夜，程志、毋笑斌几个人，把从天津包子铺买来的几屉包子抬到三楼，参加夜战的同志们饱餐一顿。虽然是纯白菜馅，也好像（感觉）有一点天津包子的味道。
以善科长为首，铁城、邴楠、余守礼几个人烟瘾极大。每年年报加班，办公室里总是烟气弥漫。平时，他们抽烟基本上是沈阳的“大生产”，“握手”；但是，绝大多数时间还是抽“大老卷”（烟丝或烟叶末用报表纸或小学生的算术本自己卷）。善科长和邴楠手工卷烟技巧极高。
洪水之后，卷烟成为配给品，烟叶在市场上见不到。这群烟鬼抽烟比吃饭还困难。一日，夜餐之后，善科长为首的烟鬼们烟瘾大发，在平日装烟叶的抽屉、布口袋、信封等等有点烟味的地方仔细翻找、搜寻，一无所得。
燕恩：“有一天报纸上刊登，什么地方的什么什么人拿茄叶当烟叶……”
善科长：“着（zao）啊！怎么把树叶子给忘了！”
毋笑斌：“我看见后院机关车库外边的墙犄角，有一堆杨树叶子。”
善科长：“邴楠！你们几个去后院找一找，搂点回来。”
不一会功夫，邴楠、舒凯几个人鼻子尖冻得通红，用报纸包回一大堆树叶子，放到善科长的两头沉办公桌上。几个烟鬼迫不及待地把树叶子搓碎，很快，每个人的嘴上便叼起自己卷的“大老卷”。接着，他们的嘴上便燃起火焰，一缕缕烟云飘向天花板，很快，烟雾弥漫。腐叶、乱草燃烧的气味充斥办公室，尤其是经常在后院焚烧厕所废纸的气味掺杂其间，令人作呕。邴楠和善科长呛得咳嗽不止。
善科长：“毋笑斌！快！把窗户打开。”
大家忙着用报纸、硬纸板扇出烟雾。不知道是烟呛的，还是笑的，个个都在擦拭流在鼻翼两侧的眼泪。第二天，烟味、臭味仍然残留在办公室。
抄报表。复写报表是一项比较艰苦的工作。这种差事，常常以字迹工整、书写流利等褒赞的缘由落到我的身上。年报要上报国家统计局、省统计局，抄送计委、经委，局内综合科、资料室，还有自留，一般复写7份。加上6层复写纸，共计13层，尽管报表纸比较薄，要想达到最后一页字迹清楚，笔尖上的压力该有多大？母指、食指和中指需要消耗多大能量？（不知道科学家是否计算过？）一点没有夸张的告诉读者：我的右手中指第一节靠近关节横纹右侧形成的老趼（当然还有常年手执钢笔的缘故）直到退休几年之后，才逐渐退去。
人的精力毕竟不是无限的。在夜战当中，熬到下半夜两、三点钟，实在难以坚持，大家就会轮流躺在地板上、头枕报表纸，眯上一觉。
那个时侯，人委机关的锅炉房夜间值班的工人师傅，整宿都会保证我们三楼办公室暖气有足够的热度。现在回忆起来，真应该感激他们。
（2011年6月18日17：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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