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条例》第五条加强统计部门对国家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和监督作用。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应该积极给予协助，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推诿或拒绝检查。《条例》在关于统计人员的主要职责也规定了要通过统计资料和统计分析研究工作，监督检查政策、计划的执行情况，及时反映经济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现在每个月都要跑鞍钢，跑企业，跑辽海，了解计划执行情况，整理情况，发现问题，提出意见，写出报告，不仅向市里反映，还要月月向省统计局汇报。我觉得，这是统计部门检查和监督计划执行情况，的重要步骤；在这项工作中，从主观上讲，我们是尽力做到了解的情况全面、准确，抓住要害，充分利用报表数字进行分析研究，尽可能做到提出的建议、意见可行可用。今后，一定根据《条例》的要求，把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工作做好。”
邓玫芬：“我们从学门出来，进了机关门，就是想要在统计专业上有一个用武之地。希望统计人员的工作应该稳定，不要轻易调动，也不要长期地、过多地抽调去作其他工作。《条例》中规定为了保障统计人员专业化，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应该统一规定统计人员的技术职称和级别待遇。我特别拥护。统计人员的技术职称由低到高是助理统计员；统计员；统计师；高级统计师。我们中专毕业的，至少也能够当上助理统计员，今后努努力，也能够当一个统计师。所以，我对《条例》的发布非常高兴。”
闾富和科长与张来福两位工人阶级干部，在讨论统计业务方面的问题时，很少发言。原因我就不必说了。善科长还是在每一次讨论中都要问一问。“老吕！说几句不？”
闾富和：“大家说的都挺好。我都赞成。没说的。”之后，习惯地收一收下颏，微微翘起上唇，笑一笑。此时，张来福也微笑着点一下头，看看善科长，又摇了摇头，表示，他与闾科长一样，不发言。
《条例》贯彻以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至于编制、经费、干部管理，我们专业科的一般工作人员更是“事不关己”……。不过，《条例》下发之后，我们局新任（正）局长刘局长的任命不是市里，而是辽宁省人委。大概局级干部已经是条条管理了。
刘局长是市里几个少数级别较高的局级干部。原来是市人委监察局局长。可以想象，他是一个行政监督嗅觉相当敏锐的老干部。
1964年8月国家统计局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上，提出统计工作革命化，大力精简报表。1965年**中央、国务院又发出通知，严格限制向农村布置报表。之后，省统计局在沈阳举办了报表多滥展览。展览会上，为了展览一张超长的报表，把展览馆的房盖开了天窗，把那份一张张粘在一起的报表用竹竿挑到房盖之外，给参观者以直观的感受。那几年，精简报表已经成为统计系统的一股热潮。
就在这时，辽宁省统计局发了一份节约统计报表。当时，头脑一热，心血来潮，在《条例》精神的“鼓舞”下，向**辽宁省委和国家统计局写了一份《对省统计局滥发报表的意见》。《条例》第七章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其中第三十七条统计人员必须正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中说，统计人员的主要职责，“3.坚决同一切滥发统计报表的行为作斗争，揭发非法报表。”又说，国家对统计人员赋予以下职权，以便于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4.……统计人员有权对一切虚报、瞒报统计数字和滥发统计报表的非法行为越级上告。”这就是我写《意见》的“法律依据”。下面是我用稿纸、复写的《意见》全文。
对省统计局滥发报表的意见
**辽宁省委国家统计局：
正当全国人民都在学习焦裕禄的时候，也正是国家统计局强调贯彻1960年7月30日中央批示的时候，省统计局以（66）辽统管字第6号文件批准制发了一套《1966年度辽宁省“三查”、节约统计报表》。已经布置到企业的有（66）辽增1表，（66）辽增（快）3表，（66）辽增4表，（66）辽增5表。有旬报、月报、季报和一次性报告。据说还有2个表未下达。下达的这套表中（66）辽增1表上的“实际消耗量”指标与国家统计局（65）国基20表“基本消费量”重复。该表“实际节约量”下又分列出7小项（详见该表），真可谓烦琐哲学。在辽增3表、4表、5表中有4项指标“已查出的积压闲置物资数量”、“可供外调数量”、“完好的和修复后可用的数量”、“实际支农数量”都有重复。
中央的7月30日批示中说，“要以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为主，而以必要的统计表报为辅，而且统计报表必须实事求是，反对任何的浮夸虚报，只有这样才能发扬我党实事求是作风的优良传统。”
省统计局嘴里喊，文件上说贯彻中央批示，实际上怎样呢？一个中心运动就发4张表（据说还要发2张表），这是“为辅”还是“为主”呢？这是什么作风？这不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而是坐在办公室里发报表的官僚主义作风。据说为了印发这套统计报表花了5千多元，这又是什么精神呢？难道他们忘了**说的“我们6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种做法不是少花钱多办事，而是没办事先花钱，尤其是这些钱换来的恐怕还是“官僚主义”的作风。
省统计局的工作作风不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对待事物不是一分为二，要精简报表了，不管需要不需要，说砍就砍；要发报表了，不管有用没用，往下就发。对于统计工作特别缺少调查研究。
我们拥护制定一些必要的统计报表，反对制发那些可要可不要的统计报表。
在这套报表中，（66）辽增5表经过适当改造就足以适应增产节约工作的需要。（66）辽增1表所需资料可在国家布置的物质表报中适当增加一些指标来解决。到底哪些表有用，希望省统计局到各地、各企业认真地进行一次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然后再制发。
如不当请批评指正。
附：《1966年度辽宁省“三查”、节约统计报表制度》（辽宁省增产节约小组办公室制定，——实际上是省统计局制定，以节约小组出面，统计局批准。这是窍门！）
1966年3月16日
过了不久，办公厅机要秘书林秘书，在我去后院烧水房打开水的时候，在篮球架子下面喊住了我。一开口，他就说，“你行啊！真行。”
我：“怎么啦？”
林秘书：“你的《意见》省委加了批语，以省委文件下发了。看你平常的样子，不像有那么大胆量的人，敢揭顶头上司的疮疤？”
我：“《统计工作试行条例》鼓励统计人员对滥发报表的行为给予揭发。这是统计人员的职责。”
林秘书：“初出牛犊不怕虎！有你好瞧的。”
我：“不能吧？”
林秘书：“书呆子。”
也许林秘书是对的。他毕竟天天接触的是市一级的领导干部，他知道那些人的思想脉络和行为走向。
我知晓我的《意见》被省委批示之后下发不久，局里决定让我到农村去搞“四清”。
几年之后，刘局长失去了统计局领导地位之后，有一个同志告诉我，“你知道文革之前，我为什么被派出去上你的老家搞你的外调吗？”
我：“为什么？”
那个人：“你是不是给省委打了省统计局的报告？揭发省里滥发报表？老刘头说了，‘阶级斗争这么复杂，查查他！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背景！’调查回来我把县交通局介绍你父亲的情况和黑台大队靳队长介绍你们家土改时的情况，作了汇报。幸亏没事。若是真的查出点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你还不得挨斗？”
我：“啊！原来如此！”
（2011年8月8日15：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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