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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当左派
1965年11月，姚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批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0年发表的《海瑞罢官》，说它是为彭德怀翻案。从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半年后的1966年5月《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何明《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姚《评“三家村”》。之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反党集团”，“黑帮”，“黑店”，“急先锋”之类的上纲上线的大帽子开始砸向文化界、教育界等被受到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头上。
开始批判“三家村”的时候，我还没有到农村去搞四清。那时，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是在局党支部任命的文革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的。
在此之前，由于一天只知道忙于工作，对工作之外的东西很少接触，对“夜话”和“札记”中有趣的文章可以说一无所知。为了应付大批判的需要，不得不看看那些“夜话”和“札记”。不料，看了之后，倒是有些爱不释手。我对蒋竟芳说，“想不到三家村黑店里，还真的卖点好货。”
蒋竟芳：“嘴边又没有站岗的了！不想向左派靠拢了？关心点‘天气预报’，注意看看眼前的‘气候’！”
我：“谢谢提醒。”
国家统计局于1966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统计工作革命化”的香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统计工作革命也是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希望同志们擦亮自己的眼睛，勇敢投入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战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此期间，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由**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它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通知》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说，“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同时，公布聂元梓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掀起了文化、教育战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
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我预感到一场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运动已经来临。在过去的历次运动中，我基本上是处于非左派的地位；反右派斗争中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团内受到处分，险些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参加工作以来，自己埋头苦干，勤勤恳恳，不敢懈怠。自我感觉，在工作上，已经成为统计局的业务骨干，如何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应该有所考虑了。机会可能即将来临，我，渴想，一定要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革命的左派；至少，不能再让人家给打入右派那边去。
当时，从国家统计局北京香山会议传来批判以往我国统计工作的所谓修正主义问题的消息，如：
统计工作“整个十七年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我国统计工作领域中，同其他领域一样，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看来是长期的，而且是相当激烈的。”
“在统计工作领域内，资产阶级权威窃据领导地位虽然只有几年时间，但是已经把全国的统计工作闹得乌烟瘴气。”
“他们不执行中央以调查研究为主，必要报表为辅的方针，而执行他们自己提出的全面统计为主的错误方针，不按毛思想走自己的道路。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国家统计局领导中的表现，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在调查统计战线上的反映。”
“国家统计局领导同志过分强调垂直领导和监督检查，向党争权，把统计系统变成独立王国。”“一垂三统”是搞“条条专政，闹独立王国。”
统计监督是“不要党的领导，对党委闹独立性。”
全面统计是“报表挂帅。见物不见人。烦琐哲学。”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心血来潮，奋笔疾书，在以前国家统计局的文件、领导讲话中的字里行间寻觅素材，写了两千来字的《揭露统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的“檄文”。以彰彰自己的态度与立场。
在文稿之上，又分别给国家统计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短信。下面是写给国家统计局文革领导小组的短信的原文。
国家统计局文化革命领导部门负责同志：
根据近几年工作的体验和手头掌握的一些材料，写了《揭露统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的材料。给你们寄去，同时，也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寄去了一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着手写这份材料了。昨天看到5月20日薛暮桥的报告，鼓舞了我的战斗信心。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思想意识领域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这场革命中，我一定要站到革命的最前线，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猛烈开火，坚决把它们消灭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党中央，保卫**。
统计战线上的问题是严重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在各地统计部门中的影响是较广的，甚至有些地方是很深的。所以有必要在全国统计系统中展开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消灭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方面肃清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在统计工作中的影响，使每一个统计人员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同敌人搏斗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为在我国实现中国式的无产阶级的统计打下良好基础。只有把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旧统计砸碎、捣烂，才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统计。让我们高举毛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领域里的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6月18日
我的《揭露统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檄文”一共凑了6个统计工作中所谓修正主义性质的问题。诸如，把《统计工作试行条例》中的“全国统计工作，由国家统计局统一领导。”批判为“不要党的领导。”把《条例》等国家统计局文件中所提出的统计人员的工作应该稳定，不要调出长期搞临时工作等，批判为“和党的中心工作相对抗。”把《条例》中统一规定统计人员技术职称和级别待遇批判为“推行修正主义物质刺激。”把国家统计局领导讲话中提出围绕业务工作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批判为“不是突出政治，不是统计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等。实际上，这些都是香山会议指出的一些内容。
难道当时自己不知道这些内容是牵强附会、望风扑影吗？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我没有找到表现自己的更好办法。写好草稿之后，我找到蒋竞芳，我说，“我写了一篇批判统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的文章，你给我把把关。”
蒋竞芳看了之后，说道，“好！我赞成。把我的名字也填上。”
我们两个一拍即合。因为我们在统计局一直都是被排斥在左派队伍之外，都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革命行动”摆脱政治上落后的境况。
我把写好了的稿子分别寄给了国家统计局和《人民日报》编辑部。泥牛入海，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信息。
之后，我们局里决定我去老虎屯农村搞四清。
8月上旬，**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同时，**给清华大学附中写信，说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红小兵在全国纷纷出现。
8月18日**等在**广场接见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群众。红卫兵运动迅速遍及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由响应**号召的，“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转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极度膨胀，蔓延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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