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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2月31日
回到家里，很快就接到了通知，我们全家到农村插队落户。
插队落户已经成为定局，没有挽回的余地。于是，只有在下乡的地点上做文章，争取下到离鞍山市区近一点的公社。
在人委机关食堂吃饭的时候，我碰到了贾左。他是当时的四大队的领导班子成员，有一定的话语权。我对他说，“下乡插队落户，我是在劫难逃了。能不能考虑离市里近一点，比如郊区。”
贾左：“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
我：“老丈人家在旧堡。”
贾左：“是社员？”
我：“不是。工业户。”
贾左：“那，恐怕困难。”
我：“大屯，甘泉也行啊。”
贾左：“我尽力吧。”
下乡地址终于确定了。是海城县大屯公社以东与其相邻的什司县公社，具体落户到大台大队一小队。什司县距离市里大约30公里左右，虽然边远一点，每天有一班长途汽车来往于鞍山和什司县公社之间。
市革委会对于五七大军下乡工作可以说做得十分精密细致，采用了人盯人的战术。每一户插队的干部都有一个专人负责从下达通知到离开鞍山市，进行跟踪督促。我的监督人是我们工业科在鲅鱼圈打石头的赤脚大夫邓玫芬。从她给我送来通知到我上车离开，几乎每一天上班时间，她都要准时到我家看一看、问一问，真是“关怀备至、无微不至。”就连从没有见过面的街道居委会的主任大娘也不断光顾，一个劲地问，什么时候走，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
农村对于我和m来说，并不陌生，我们毕竟都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首先想到的，是吃水问题。市里有自来水，不用水缸（当然，也没有地方放水缸）；下乡了，自然要备一个水缸。我到日杂商店买了（忘了是否凭票）一个大缸（北方家用缸一般分为三档：大缸、二缸、三缸），它可能是我家里头最重的单件固定资产。
1970年新年即将来临，各种副食品券已经发到手；大概对五七大军还有所优惠。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买鱼。人委机关一宿舍对面是胜利合作社，是我们经常购买副食品的地方；商店店员虽然平时很少说话，还都是很面熟。当我把四口人的鱼票递给卖鱼的女店员之后，她问道，“怎么的！都买了？”
我：“是。”
店员：“买什么鱼？”
“鲳鱼吧。”柜台上还有黄花鱼、鲙鱼、偏口鱼，我还是偏爱鲳鱼。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南鲳北鲤”嘛，都是鱼中珍品。
店员：“啊呀！看样子，你是不是要插队落户了？”
我：“说对了。”
店员挑选了七条个头最大的鲳鱼，称完了，帮助我装到网兜里。比鱼票上的定量大概多出好几斤。
我：“我的鱼票上的斤数也没有这么多吧？”
店员：“行啦，算我的。交钱！”
12月30日，邓玫芬早早的来到我家。一进门，说道，“市里决定，明天在胜利广场开大会，欢送你们五七大军下乡。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我：“准备什么！没啥准备的。让走就走。”
邓玫芬：“你要几辆车？”
我：“这是大事。要两辆。”
邓玫芬：“有多少东西？能用得了吗。”
我：“能。装人。四口人，两个人一辆车。”
邓玫芬：“可也对。都坐在驾驶楼里，省得冷。明天早晨我把车领来。到会场开完会就出发。我走了。”
话音没落，街道居委会的主任大娘突然挤进门来。张口就是一句，“这就要走了？”
邓玫芬：“等一会车来了以后才走。”
居委会主任大娘笑嘻嘻的，毫不客气，毫不掩饰，在屋里这瞅瞅，那看看，甚至伸手拉开壁橱的门，把脖子伸进去，仔细观察。我有些不耐烦，说道，“干啥？”
老大娘：“干啥？看看，啥也不干。你走了，这屋子就不是你的了。”
怪不得这几天差不多一天不落地过来看，原来早就惦念着这个房子，盼望我们快快离开。反正下乡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房子愿意谁住谁住，我是无权过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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