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之后，雨水到惊蛰，早晨5、6点钟天还是黑的。我摸黑从被窝里钻出来，打开电灯，穿好衣服，戴上棉帽子，拿起手电筒，走出了家门。生产队在我们家东边。我打开手电筒，向生产队走去。西边不远处闪着一缕手电筒的亮光，摇晃着，向我靠近。相距十多米，对方喊道，“谁！”
“我。”我听出来对面是生产队赵队长，答应了一声。
赵队长：“你是我今天早晨碰到的头一个人。去生产队呆一会，我去各家叫人。”
就这样，开始了下乡的第一次劳动，往生产队大田地送粪。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这是我们局农业科调到辽南专署的谢科长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生产队的粪肥的来源，一靠生产队大牲畜的粪便；二靠社员养猪的粪便，再就是社员平时拾粪，送到生产队，社员交上来的粪便，生产队都要给计分（算作劳动报酬）。生产队为了让社员养猪攒粪，要给社员的猪圈拉土垫圈。
一队的粪场在生产队的北面山根下的一块耕地里。粪堆已经结冻，首先要把粪堆上的冻粪刨开，以便装车。由于粪堆里除了牲畜粪便，还有杂草、垃圾、土，并不是十分坚硬，很容易刨开。队长把送粪的十几个人大体分成刨粪的、装车的、跟车的。我被分到装车的一伙。
装车的活，相对比较轻一些，劳动的分值也低一些。对于我来说，无所谓，因为我不挣生产队的工分。
粪车走了之后，装车的几个人离开粪场，到不远的社员家里休息，我自然也跟着一起来到社员家里。
什司县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穷社，口头禅是“有山无柴烧，有地吃返销。”然而，社员的住房倒是毫不逊色，砖石墙体、青瓦房盖，原木房架。大台沟各家各户的住房的房梁、檩子、椽子、立柱等等木料可以说都是在那个时代盖房子的上等材料。只是，山上的高大树木日渐稀少，植被遭到破坏。
我们去休息的社员家在一个山丘脚下，也是五间大瓦房（大台沟社员家几乎都是五间房），窗明几亮，屋里收拾得干净利落。白天只有一个老太太在家；对社员到她家休息表现得十分热情，很是欢迎。
生产队的耕地不多，积攒的粪肥也不多。一两个星期就全部送到地里。
（四）黄土压沙
春耕之前，公社开会，号召各个大队都要搞黄土压沙。搞黄土压沙是一项“平战结合”工程。当时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
生产队决定搞黄土压沙的社员有两个军队复员的退伍兵，一个年轻社员和我。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挖洞。
我们挖黄土的地方在生产队东边的一个土山的东坡半山腰。那个地方的山脚下已经有了一个备战洞，有一扇木干做的门，挡在洞口。我们挖掘的新洞，就在距离那个洞口右侧一百多米的地方。
我们刚刚到达山脚下，大队的广播喇叭就高声呼喊，让我到公社去开会。到了公社，我们公社的五七大军头头建设银行的熊科长笑着对我说，“来了！今天召开一个我们五七大军下乡以来第一次党员大会。”
“我也不是党员呀。”我郑重的声明。
熊科长：“怎么不是！我看了你的档案，1955年就入党了。”
我：“那是入团。”
说完，在座的同志们哈哈大笑。有人说，“共青团是党的预备队吗！”
“那是我看错了。对不起，让你白跑一趟。”熊科长有些不好意思。
我：“没事。我回去了。还得上山挖备战洞去。走了。”
我回到山上，那几个社员还没有开始挖洞，坐在那里抽烟，闲扯。
虽然是土山，表皮还是十分坚硬，开凿洞口，需要爆破。我们从队里拿来打眼的钎子和锤子，开始在挖洞的位置打眼。一个退伍兵对我说，“你扶钎子，行不行？”
我：“我抡锤吧。”
退伍兵：“行吗？”
我：“没问题。干过。”
第一锤下去，砸偏了，锤头落到扶钎子的退伍兵的大拇指上。他忍住了疼痛，说，“不要紧。打吧。”
休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大拇指龟裂处，渗出了鲜血。我不好意思地说了几句道歉的话。人家还是说“不要紧。”
炸开洞口之后，里面还是坚硬的土层。退伍兵说，“还是采用老办法，用炸药崩。”
两个退伍兵，有比较丰富的用炸药挖洞的经验，说是在部队学的。在挖到十余米深的时候，午饭前的一次爆破，由于装药量较多，一声炮响，从洞中喷射出一片大大小小的硬土块，撒向山下。正巧生产队的牛群放牧归来，土块砸到牛身上，吓得牛群四散逃窜。
一天，在二队落户的师范学校的王校长看见我，问道，“听说你参加生产队搞黄土压沙，挖备战洞？”
我：“是啊。”
王校长：“以后这类活，找个理由推了。我们来到农村，主要是锻炼思想。干点力所能及的活计就可以了。不要逞能。”
队大避邪
（五）永久牌加重自行车
公社供销社从县里分配来7辆永久牌加重自行车。不知道是什司县的社员买不起，还是照顾五七大军，供销社首先把县供销社分配来自行车的消息透露给了我们这些插队落户的人。
晚饭后，在老陈家房后小溪边，我和王校长几个人闲聊天。王校长的二女儿问我，“供销社来自行车了。你不买一辆？”
我：“买不起。”
王校长：“是不是真的想买？”
我：“是，是真的没钱买。”
王校长：“真想买，我借给你100元。回去和小m商量商量。要买，过来拿钱。”
我：“先谢谢王校长。”
回家和m商量，觉得我们需要有一台自行车。比如，从公社粮站买粮，回市里办个事，到公社开个会，都需要有一台自行车。如果王校长能够借给我们100元钱，我们两个的工资攒上几个月，也可以还得上。
大概是花了110多块钱（王校长借给100元），从公社供销社推回来一台新款永久牌28加重自行车。这是我建立家庭以来，购置的价值最高的固定资产。那个时侯，自行车是有计划分配给各个地区，在城市里买自行车凭票。永久牌、凤凰牌、飞鸽牌自行车都是紧俏商品。那个时侯和现在不一样，不是什么地方购买力高、赢利大，商品就流向那里；农村虽然购买力不如城市，国家还会把生活必需品（包括紧俏商品）有计划地投放到农村。虽然物质商品比较贫乏，还是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尽可能地满足人们（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文化生活的需求。
在我插队落户的16个月中，这台自行车成了我的重要交通工具。回城后，不几天，这台自行车就被1960年统计大归口归到我们局的、手管局的一个同志强行要了去（当然是按原价付款）。
（2012年10月8日16：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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