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下地,到外屋给他倒了半碗酱油。问道,“还要点什么?”
男知青看看我们,摇摇头,走了。
“真可怜。”青年出了门,m见到他从窗前路过,又大声说,“缺什么过来拿!”
知青点的孩子们春、冬经常吃的饭菜就是高粱米和大白菜、土豆。油盐酱醋常常断顿。那个时侯的高粱是新品种高产的晋杂五号。社员们有一句口头语,“晋杂五、晋杂五,不好吃,不好煮。”一点不假。
一天,社员们议论马风公社的的知青和另一个公社的知青合伙偷生产队的窖藏白菜。大体的情节是,两个青年点事先商量好,互相偷白菜。夜深人静,一个青年点的知青到另一个生产队菜窖,把看菜窖的知青用绳子捆绑起来,把白菜偷走。就这样,互相偷。
“市里下放到农村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你是好人,还能下放……”赵队长不知道又在什么地方喝了酒,听到几个社员谈论此事,便借机破口大骂。赵队长看见我和王校长从小队门前路过,故意提高了嗓门。王校长看了看我,若无其事的笑了笑。
(六)种驴和牛拉机
二队养了一头种驴。深灰褐色,个头大,威武精神,耳朵长,胸肌发达,颈项挺拔,躯干结实匀称,四肢细长健壮,蹄小坚实,皮毛光亮柔润。是临近几个公社少见的优良种驴。经常有外大队、外公社前来找去给他们的驴、马配种。
二队有一个50多岁的老社员专门伺候和管理这头种驴。队里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骑驴。种驴出去到其它大队配种,只能够牵着走,绝对不准骑。
一天,我从公社回家,远远的看见从小女寨方向,过来一个骑驴的人。只见那个骑驴的人走到进大台沟的岔道口,左右环顾一番,大概没有看见熟人,骑着驴拐向大队方向。快到村口,才从驴身上出溜下来。原来是二队侍候种驴的那位老社员,从东边的哪个公社配种回来。看起来,二队的不准骑驴的禁令,只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才起作用。
我们一小队从鞍山小型拖拉机厂买了一台新出厂的手扶拖拉机。陈队长和两个转业兵社员,从市里把拖拉机开了回来。晚饭前,听说拖拉机要回来了,一些社员和孩子们跑到进出大台沟的岔路口,迎接拖拉机的到来。
孩子们看见转业兵社员开着拖拉机从公社医院方向开过来,高高兴兴地向拖拉机跑去。孩子们围着拖拉机跑来跑去,不断高呼“拖拉机!拖拉机!”
拖拉机走到岔路口,拐弯之后,突然灭火了,拖拉机停在那里,一动不动。两个转业兵社员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就是打不着火。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拖拉机还是动弹不得。陈队长急了,喊道,“老刘!回队里牵一头牛来,把拖拉机拽回去。”
老刘牵来了牛,带来牲口套。几个社员把牲口套拴在拖拉机上,套上老牛,拉着拖拉机进村了。孩子们跟在拖拉机后面,又是高声呼喊,“牛拉机!牛拉机!”
(七)拉练与大饼子面汤
1970年冬天开始,解放军部队以“吃、住、走、打”为内容的拉练活动在全国掀起**,当时的口号是“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常常会看到有一队队的解放军战士不知道从哪里来,在大台沟的山上走过。
春节,我们全家去旧堡孩子姥姥家过年。回来的时候,发现,堆在窗前准备生火取暖的500斤疙瘩(幼树经多次砍伐后遗留的树干与树根结合部形成的结核,)不见了踪影。老陈家大嫂看见我们回来了,急忙过来说道,“你们家的疙瘩都让来拉练的那些兵给烧了。”
m:“是啊?”
大嫂走了之后,我又发现,我自己做的小柜的柜盖上有30来毫米长的烧糊了的一条痕迹。我暗想,只是烧了一条发黑的痕迹,没有把小柜烧了,值得庆幸。
闲谈的时候,我说,“解放军不是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怎么疙瘩用了,也不赔钱,烧了柜盖也没有留下个道歉的字条。”
m:“是不是解放军战士弄的,我们也没有看见。烧就烧了吧。”
71年夏天,又有解放军拉练的队伍来了,有7、8个战士住到老陈家。
一天夜晚,大队来了宣传队,放映电影。老陈家全家和住在他们家的战士全部跑到大队去看电影。睡觉前,我出去方便,看到老陈家家里空无一人。解放军战士们的步枪挂在墙上,窗户大敞四开。见此情景,我不自觉地跑到大队放电影的地方,找到一个年龄较大的解放军,把情况和他说了。他好像并没有把我向他反映的情况当成一回事,只是说,知道了。我躺在炕上睡觉前,没有见到有解放军战士回来看家。
1971年,父亲退休了。秋天从密山来到什司县看我们。几天的时间,父亲就把大台沟的沟沟叉叉走了一个遍。他领着两个孩子,在生产队秋收过后的地里玩,搞点“小秋收”。倒是没有空手回来的时候。不管多少,总是能够拾点黄豆夹、花生、小地瓜之类的东西。
一天,父亲对我们说,“大台沟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地少了点,山上弄好了,也有出钱道。看家家户户的住房,比咱们家那边要好。看老陈家吃的,实在是不咋的,就是缺粮啊。”
“是啊,上秋了,还好一点了。春天那咱,老陈家经常吃的就是土豆片、高粱垃子(高粱带壳在粉碎机里绞碎)煮在一起,熬一大锅粥。”我接着说道。
父亲:“你们插队下放这些人的供应粮,能给到什么时候?”
我:“上边没有什么说法。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取消。”
父亲:“不管怎么样,还吃国家供应粮,细粮和市里一样吧?”
我:“是。我在粮站搞运动,不怎么在家吃饭,她们三口用不着吃多少粗粮。就是有时看到老陈家的饭菜,对比起来,吃的不那么自在。”
“这不,觉得蒸馒头太显眼,就想变变样,贴了一回大饼子(仿照玉米面大饼子的做法)。锅底下熬的豆角,把发好了的白面,揉成团,一个一个拍成苞米面大饼子那样,贴到锅边上。揭锅的时候,一看,大饼子没了,全都出溜豆角汤里头去了,成了面汤了。”m说完了,大家笑了一阵子。
父亲:“我看老陈家这些日子总是吃地瓜。”
我:“地瓜也是顶粮食分给社员的。现在他们吃的不是顶粮食分的地瓜。是开圈(秋收时,生产队集体收获之后,地里的残留粮食等收获物,允许社员去捡拾)给的。”
父亲:“开圈给的?什么意思。”
我:“起地瓜的时候,有一天半夜十来点钟,陈队长来到老陈家窗前,轻轻地敲窗户。小声喊道,‘老陈家!开圈了!快点起来!’怕我们听到,还是让我听到了。早晨起来,老陈家屋地堆了一堆新起的地瓜和装地瓜的麻袋。这些地瓜也能够顶几十斤粮食。”
父亲:“你们生产队的头头们还真的能替社员着想。”
我:“这种情况,大概哪个公社都有。”
呆了一阵子,父亲要回家。正好,南国梨大丰收,我到生产队卸梨的山下,装了十几斤又红又大的南国梨。什司县的南国梨个头大,表皮较粗糙、红色偏重,肉质没有千山以南地区的南国梨那样细腻,酸味突出,吃起来杀口,别有风味。
临走时,我把父亲送到汤岗子火车站。乘大连去牡丹江的火车,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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