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头人：“等到讨论散会了再写，黄瓜菜都凉了。”
某甲：“像你们统计局呢！数字不出来，就写不来报告。”
我：“那你们打算怎么写？不参加讨论会，听不到大家的真实的思想表现，也搜集不到生动的典型实例和群众的言论，写啥？”
某乙：“书呆子！知不知道，头头为什么找我们几个人来写材料？大家的真实思想什么时候都不能离开文件精神，生动的典型事例到处都有，信手拈来，还用到会场上去听？至于群众的发言吗，难道我们不是群众？我们的发言还能不如他们的有分量？”
牵头人：“别闲扯了！书归正传。王处长，你拉一个汇报提纲。大家再看看文件，掌握掌握精神，提纲出来了，大家再补充内容。”
由于我们班的汇报材料写得好，我们班受到了主办者的表扬。
嗣后我问一个宣传部的同志，“你们写材料，都是采用这种办法？”
那个同志：“一般的学习中央和省委的文件的时候，上级要求及时汇报情况，基本上都是这么做。汇报材料跟不上，书记们就会说‘要挨屁股板子！’”
第二件事。看电影。学习班主办者在学习期间，组织我们到立山的宽银幕电影院看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从下午开始，连续看了十几个小时。晚饭给的面包等等食物充饥。
由于三、四年没有进电影院看过外国电影，特别是，据说这些电影是“内参”性质，并没有对广大群众公映，作为五七大军受到这种优待，情绪上格外兴奋。影片的一些战争场面很是震撼，故事很能吸引眼球，看得十分过瘾。影片的内容、具体情节没有了记忆。总的感觉，这些影片都是站在那些好战的日本人立场拍摄的，把那些战争狂人统统描写成英雄。看不到有一点检讨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人类罪行的意思。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引进这类影片，是不是要批判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右倾倾向？组织者没有说明，看过电影之后也没有进行讨论批判。
第三件事。听报告。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指引下，鞍钢弓长岭铁矿出来一个“矿山铁人”。他就是王君绍。
学习班通知，全体调回来的五七大军到鞍钢职工俱乐部听报告。报告人是“矿山铁人”王君绍。
在我的印象中，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听到的报告中感觉最好的报告。王君绍是一个矿山电铲司机，地道的产业工人。这个人口才特别好，表达能力很强；后来听有人说他是“说评书”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报告，不是因为他讲得好，而是内容好。
当时，虽然**指示要“抓革命促生产”，人们还是把主要精力用在“革命（阶级斗争）”上，“生产”仍然必须服从革命。在这种时候，王君绍敢于把提高劳动效率、改进操作技巧，完成铁矿石产量任务从口号变成现实，我觉得正逢其时——形势已经不允许“继续革命、不断革命”了。
王君绍报告中说道，他是弓长岭铁矿开电铲的，他的工作任务就是把开采下来的矿石用电铲从矿场地上装到矿车里，把矿石运走。决定电铲装车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铲斗从作业面铲装矿石到向车里倒矿石过程斗杆旋转的弧度的长短，不言而喻，铲斗在这个过程中，划的弧度越短，装车的时间也就越少，自然就会提高电铲作业效率。他就是在铲斗装车过程中所运动的弧度的长短上做了文章。他发现，只要调整矿车与电铲之间的距离和角度，就可以令铲斗在空中由旋转二分之一周变成旋转四分之一周或更短，就可以缩短装车时间。
这样简单的道理，好像谁都明白，可是谁去做了？王君绍做了。他就是一米、半米的缩短旋转的弧度，一分、两分的缩短时间，劳动效率很快提高了。在报告中他说了一句雷人（我也尝试用一下网络语言）的话——为了完成任务，以吨计量的铁矿石锱铢计较，他说，铁矿石产量若是缺斤短两，就把眼珠子扣下来顶秤。
王君绍所作所为不是什么惊人的发明创造，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也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但是它在“促生产”上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裂变作用。事实证明，在其后的几年中，鞍钢矿山出现了“王君绍小分队”，这个小分队在其后的几年里完成的矿、岩生产量有了成倍的增加。他的举动促使鞍钢矿山和鞍钢的以致全国冶金战线出现了生产新局面。
王君绍因此从一个普通工人走上了领导岗位，当上了**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他的事迹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的人对他颇有说辞。我倒是觉得，一个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环境、受什么人褒奖、被何人提拔并不重要，而在于他做了什么。只要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社会发展有利，对人民有利，他就是好人。
学习班结束，调回来的五七大军又分组投入市里各部门阶级斗争第一线进行实战考验。
（2013年1月18日16：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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