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要求进步，严格按新党章和党员八条标准约束自己。认真向党支部汇报思想情况。一年来，向支部书面汇报四次，同时进行了个别谈心。
积极参加揭批“四人*”罪行的活动。
在一年来的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大体了解到蔬菜生产从育苗到采摘收获的全过程，对搞好统计工作增加了新知识。根据自己掌握的蔬菜生产、上市的客观规律，经与生产队长、技术员反复研究、修改，我编制了一套《蔬菜种植统计图》。
一年来主要缺点是，和贫下中农接触的不够普遍，劳动天数和上级要求还较少，对大队的统计工作帮助不够。
1977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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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篇文字，是我在那个时代的真实思想状态。36年之后，看了这些文字，是不是觉得幼稚、肤浅、空洞浮泛、人云亦云……。
然而，这些都是无法更改的事实。那个年代，要求进步，力争上游，积极争取加入共*党的人，大体上都是这样做的，最起码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都是这样做的（没有人强迫你这样做）。更有甚者，早来晚走，扫走廊，擦地板，日复一日，乐此不疲。
文革中，批判“入党做官论”，一个单位，那么多的党员，都当官了吗？是不是入党就可以增加工资收入了呢？如果没有国家统一调整工资，你就是由群众变成了共*党员，甚或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你的工资也不会增加。既不能当官，也不能发财，又为什么积极要求入党呢？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而今，一些毕业后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为了谋取一个工作岗位，而挖空心思，疲于奔命的人，（甚至，在幼儿园、小学的年龄，父母就开始为孩子们策划怎么做才能够顺利的成为一个能够养家糊口或是盼望成龙成凤）是难以理解那个时代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去做。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深奥的哲学理论，但是，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说得清楚，还是让后人去研究探讨吧！
从这三篇文字中，不难看出，在平山大队农业学大寨宣传队的一年时间里，大部分时间是用在学毛著上了。原因很简单，一是有空闲的时间，二是那个时侯是全民学毛著的**，在生产队里没事干，唯有学毛著最不会遭到非议。当然，学毛著也是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入党的重要表现条件，记了一万字的读书笔记和一千字的读书心得就是为了留取表明自己积极阅读毛著的实证。
俗话说，“三句话不离本行”，“卖什么吆喝什么”，干统计的，当然也忘不了统计。在《总结》和《鉴定》中都提到了我在平山大队编制了一套《蔬菜种植统计图》。在我查找历年留存下来的材料中，仍然保存着一张平山大队第一生产队的《蔬菜种植统计图》，可以说是我在平山大队学大寨工作成果的又一个实证。
到了平山大队不久，就萌生了编制一套蔬菜统计图的想法。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有了想法，自然就有了行动。我选中了一队的菜地，作为我绘制蔬菜统计图的对象。经过无数次在一队菜地观察、步量、目测，一张一队的蔬菜统计图在我的心中逐渐形成。
在第一茬春菜栽种结束之后，我绘制了一张一队的蔬菜种植统计图。拿着这张图，我找到一队队长，征求意见。
“看这张图的样子，是不是咱们一队的菜地呀？”队长略带惊奇地问道。
我：“你看，像不像？”
队长：“我以前想过，求地质队给我们生产队画一张地图，一直没有去。没看见你在地里搞测量，你怎么画出来的？”
我：“老在地里转悠，地块的位置、形状、大小的印象，一点一点的印到了心里。我画的图就是一个大概其；菜地上的作物面积和地图的尺寸不怎么精确。”
队长：“这就行了。用不着太精确了。我拿过来一看，就明白了，哪块地栽的是什么菜、多大面积、栽种的时间你都标上了，一目了然。等到摘菜的时候再把收获的时间、数量记上，完活。好。行。”
第二天，我把这张图拿给技术员看。技术员笑了笑，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有点用处没有？”我见技术员没吱声，问了一句。
技术员：“哪有没有用的东西！一个小队就这么些地，哪块地种什么，栽什么，不用寻思，就清清楚楚；用得着费功夫画图啊！”
我无言以对。
“留一个存底，也行。对了，你们统计不是要原始记录吗，不怕麻烦，这么搞也行。”技术员见我无奈的表情，又加了一句。
过后，老是往我们宣传队跑的妇女队长说，“书呆子闲着没活干，才会画画图、算算数、填填表，整整景啥的。”
韩富贵：“这话不对。我们统计局就是算数的，填表的。可不是整景的。”
妇女队长：“是是，说错了，得罪了。”
其实，我的《蔬菜种植统计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环境和管理条件是很难在农村实施的。我在平山大队的时候，还回到局里，油印了几张空白图，准备在不同季节使用。没有离开平山大队的时候，我在空白图上填了一些栽种、采摘，时间、数量等内容，也是自娱自乐自我欣赏。
回头看，我的《蔬菜种植统计图》的想法和做法，可以说是“统计乌托邦”。有想法、有设计、有实践（实验），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完成的。生产队长说好，他并没有安排任何人去做这件事。技术员应该是做这件事的人，可是，人家根本对此不感兴趣，不买账。
在农业统计中，作物种植统计图的实际用途，对于我们统计工作者来说，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在平山大队的近一年来的时间里，除了“正事”，也有些“非正事”。
吃饭方面，有些啼笑皆非的故事。
一次，韩富贵去公社开会，没有赶上吃晚饭。家里的我们三个人，在留给他的饭菜中搞了一个小小的恶作剧。
大家喜欢睡热炕，烧炕时，常常烧的过火，铺在炕头的塑料布被烤焦，黑一块，黄一块。一天，几个人回忆起在鲅鱼圈的美好时光，说到吃的，李燕翔说，“看着塑料布皱皱巴巴、黄蜡吧唧的样，真像海蛰皮。”
这一天，恰恰社员大嫂在留给韩富贵的菜中，有一盘拌黄瓜。李燕翔说，“这要是有点海蜇皮就好了。”
“这不是现成的吗！你不是说真像吗。”铁城指了指炕头烧焦了的塑料布。
“对呀。”于是，我找一把剪子，从炕头的塑料布上剪下焦黄的一小块；又剪成丝儿。我把塑料丝放在手掌心，展示给他俩看。
“行啊！给咱们大组长拌上。”两个人齐声笑着说。
我把手里的塑料丝在饭碗里洗了又洗，放点醋、酱油泡了一会，放到黄瓜丝上边。铁城端起菜碗，闻了闻，说了一声“行。”
韩富贵开会回来，一进屋，二话没说，直奔摆在桌子上的饭菜，自言自语，“啊呀！还有海蜇皮，好东西。”
我们三个人憋着笑，不敢面对韩富贵。当他用筷子夹起塑料丝放到嘴里，嚼了一会，嘟囔一句，“怎么这么硬？有点嚼不动。”
看着他细细品尝、不停的咀嚼的样子，实在憋不住了，我们三个人同时哈哈大笑。
“好小子！调理我。”韩富贵把嚼不烂的塑料丝吐了出来。
我连忙拿筷子把塑料丝扒拉出来，对他说，“都是干净的，没敢和黄瓜丝和在一起。”
铁城的爱人，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做饭。铁城在家里就成了“家庭主妇（夫）”，煎炒烹炸，蒸馒头样样精通。在平山大队，时不时的常常露一小手。铁城的鼻子有点毛病，常常淌点清鼻涕。蒸馒头揣面、炒菜炝锅的时候，偶尔会滴出一滴；只要把被污染的那块面清除，蒸熟的馒头，照样吃，至于炒的菜，睁一眼闭一眼，也就过去了。
根据以往“四清”、“社教”等等在农村搞运动的经验，工作队员与生产队的女社员的关系问题，必须注意处理好。这也是历次工作队下乡前再三强调的注意事项。
平山大队的妇女队长和团支部书记（女）是我们宣传队驻处的常客。她们常常跑来帮助社员大嫂给我们做饭，帮助我们完成一些学大寨工作任务，了解、反映社员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等等。用社员的话说，她们和我们混得比较熟。
一次，学大寨宣传队组织我们看电影，妇女队长接的电话，上报买电影票人数，多报了两个人，把她们两个也报了上去。交电影票钱的时候，两个人说没带钱，用我们的伙食费给她们两个垫上了。（我们的伙食费每顿饭2角、4两粮票，吃一顿，记一次，一个月向大队会计交一次。）我们害怕落下请妇女队长看电影的话把，硬是逼着她们两个交了电影票钱。倒是落下了“小气鬼”的臭名。
学大寨宣传队工作结束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到照相馆拍照留念。当我们四个人坐在照相机前的时候，有人指着我说，“你们看，他穿的什么衣服！太不像话了，脱了，换换。”
大家在在场的人身上扫视一番，选中了部队转业的一个同志的军装上衣，给我换上。从此为我留下了一个话把：“连一件像样的、照相的衣服都没有”。
（2013年7月31日9：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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