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能做的也只是把孩子安顿在值班室。
女儿期末考试期间，
她遇上一个仅10岁的突发心肌炎患者，
不得不在医院坚守了116个小时、整整四天半。
想到家里无人关心的女儿，
一贯强势的她也不禁崩溃痛哭。
一头是病房里翻江倒海般的生死，
一头是女儿一去不复返的童年，
选哪个，怎么选？
她没有选择的机会，
因为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
她能做的，就是给家里的阿姨打个电话，
嘱托她给女儿多做点好吃的。
她能为女儿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
这不是朱医生的常态，
而是所有儿科医生的常态。
每天都是16个小时以上的工作，
他们牺牲了健康、牺牲了休息时间，
以至于连自己的孩子的成长都不能参与。
付出这样大代价后获得的回报就是，
少的可怜的工资、家人的不理解，
患者的纠缠打骂甚至砍杀，连孩子都不放过。
真实镜头下的儿科医生，熟悉又陌生。
外界看来，它高薪、稳定、社会地位高，
但几乎没人去深入调查过他们真实的生存现状。
刨除工资低、工作压力大、晋升难、猝死、医闹、暴力伤医……
他们也在承受着许多来自生活的压力，
白大褂下的他们，也是有家庭的普通人。
一边忙着救人，
一边想方设法保命，
这就是他们最真实的世界。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
有34%的儿科医生在两年内有辞职计划，
在基层医院，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41%。
当这批医生也离开后，
等着我们的会是什么？
儿科医生大逃亡的背后，上千万家庭退无可退
早在2016年的时候，就频频曝出，
由于儿科医生紧缺，
医院被迫取消儿科急诊夜诊。
去年1月份，
一场全球肆虐的流感，
让中国的各个医院里挤满了病患。
然而，医生们纷纷累到病倒。
上海各个医院的儿科，平均排队4小时；
深圳某医院里，儿科医生一天接诊300个患儿，
是普通门诊工作量的三倍，不少医生带病坚持；
天津某三甲医院因为儿科医生全部病倒而导致儿科停诊……
也是这时候，
部分人才惊觉自己的孩子早已身处危险之中。
石田衣良在《反自杀俱乐部》里说，
人们往往会对别人的危险处境毫无察觉，
只因为自己没有置身其中，
所以感觉变得愚钝。
这是人类的通病。
在我写这篇文章、查询儿科医生资料的时候，
依然时不时就能看到这样愚蠢的言论：
“我是一时情急就打了她（医生）一巴掌，
但她收入那么高，
也不至于就不干医生这一行了吧。”
“就是说啊，
医者仁心，他们不会辞职不干的。”
“你没吃饭，关我屁事。”
我不知道如何评说这一类人，
他们最常用的伎俩就是，
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讲道德。
他们的言语，声声嘲讽，句句诛心，
成了压垮医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
儿科医生大逃离的背后，将是9000万家庭退无可退。
早前就有广州日报发布消息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
21名儿科医生中，
有4名被民营医院高薪挖走，
月薪三万，还不用上夜班。
一边是高薪、时间自由、受人尊重，
一边是收入不高、加班严重、动辄被打被骂。
不难想象，不久的将来，
儿科医生从公立医院流向民营医院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到那时，只会出现一种情况：
愿意且能支付更多钱的家长，
孩子将会在民营医院接受更好的治疗。
而剩下的人，
则只能在下半夜孩子生病的时候，
守在急诊门口，
掰着指头算还有多久医生才上班，
医院才开门。
暴力伤医—医生流失—医患关系加剧，
这个恶性循环的闭环已经形成，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
可以预见，儿童医疗已经到了寒冬，
在寒冬里，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在《人间世》里，
有这么一个片段，
抢救一个病危儿童、
连一顿饭都没顾得上吃的朱月钮医生，
因为对另一个患儿家属说话没有耐心，
被投诉到医院医务处和市民热线。
花了大半天时间解释、写保证书、座谈后，
家属同意和解，同时也提了一个疑问：
“是什么让你继续坚持在这里的？”
朱医生的一段话，或许就是答案。
她说：
“人的一生，绝不只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它在隐藏着忧伤、尴尬、伤痛、苟且，
但我相信，
医生这个职业，
会比别的更容易找到人生存在感。
医者是暗夜里的提灯者，
他们一心想为我们抵御黑暗，
为何总有人试图打破那盏灯。
寒冬之下，
提灯者尚在坚持，
而我们普通人能做且一定要做的，
难道不是更多的善意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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