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地头了，民兵连长大约还有一垄的五分之一的谷子没有割完。我直直腰，忙着给民兵连长接短。我们两个碰头的时候，民兵连长擦擦汗，回头看看我割倒的谷捆，不解的摇摇头。我笑了。
这时，生产队长走了过来，他也觉得民兵连长落在我的后面有些难以理解。于是伸手抓住一捆谷子，提（di）溜起来，用力提一提，又扔到地上，说道，“还行，绕还没开。就是捆的支楞八翘，不好看。”
民兵连长：“你这也叫割谷子！干的什么活！竟给庄家人丢脸。”
我：“反正比你割得快。”
大家哈哈大笑。
一天，吃罢晚饭，大家坐着闲扯。李组长对大家说，“坐在屋里怪闷得慌，走，出去溜达溜达。”
田艺：“上哪去？”
李组长：“花生地。”
我们几个人踏着夜光，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一队的花生地。花生已经拔下来，虽然天黑，还能够觉察到一码一码、成趟、整齐地摆在地里。花生地中间临时搭起一个窝棚，晚上有人值班。
我们看见窝棚，向那里走去。到了跟前，窝棚里没有一点声息。李组长喊道，“谁值班！睡着了？”没有人回答。
田艺和老徐一起喊道，“来偷花生的了！快醒醒！”还是没有人回答。
白组长：“值班的大概回家睡觉去了。”
李组长：“没人看着，好啊，来，拎回去一捆，吃点新鲜花生。”
第二天李组长把一队花生地没有人值班的情况，以及我们拽一捆花生回去的事情跟一小队的队长说了。队长说，“你们在这搞四清，谁还敢到地里去偷花生。太平多了。”
红卫兵要进村了。大队书记对白组长说，“听说明天市里的红卫兵要到我们公社扫“四旧”。估计我们大队也得挨扫。你看，怎么办？”
白组长：“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白组长召集全体组员开会，商讨明天怎么对付红卫兵扫“四旧”。白组长开会，从来都是开门见山，没有开场白，也没有结束语。他说，“红卫兵要进村了，我们工作组怎么办？”
李组长：“红卫兵扫‘四旧’跟我们四清工作好像没什么关系。”
田艺：“我们老虎屯也没看见有什么‘四旧’呀。扫什么？”
老徐：“听说那群红卫兵够虎的了，牵头的，都是那些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的刺头。不讲理，还天天喊着‘造反有理！’瞅啥不顺眼就砸啥，瞎扫一气。”
李组长：“红卫兵咱们惹不起。他们要是有造反的举动，我们是支持还是制止？支持不是，制止也不是。再说，郊区工作团和东鞍山工作队那边也没有通知。这种事，我看我们管不了。”
田艺：“三十六计走为上。”
小高：“当逃兵啊？”
“我看行。”李组长说完，看看白组长。
白组长：“妙计！往哪逃？”
我：“上山啊！老虎山就在村后，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上去过。”
小高、小王齐声喊道，“好！好！”
白组长：“好。听你们共青团的意见。可是，我们上山要呆多长时间？中午能回来吗？”
田艺：“回来干嘛！不回来。回来了，红卫兵没走，怎么办。”
李组长：“对！弄点吃的，不回来了。”
白组长：“中了。我请客。老田！老徐！你们两个到旧堡买几斤筋饼和肘子肉，黄瓜、洋柿子。咱们也来一顿野餐。明天上山。”
早晨，吃过早饭，田艺告诉派饭户刁老七家里的，“我们工作组中午有事，回不来，午饭不必做了。晚上回来，吃晚饭。”
我们从社员家出来，直奔二队的菜地，向北边的老虎山走去。在山上玩了一天，高高兴兴回到大队。
回来，一进社员家门口，刁老七迫不及待的对我们说道，“你们可回来了。出事了。”
田艺：“怎么啦？什么事，慢慢说。”
刁老七：“老牧师让红卫兵给游街了。还没走出二队，就犯病了，抽风了。”
白组长：“现在怎么样？好没好？”
刁老七：“赵军医（国民党上校军医，大队的赤脚医生）在老牧师脑袋上扎几针，扎过来了。”
白组长：“吃了饭，老李，咱们俩个去老牧师家看看。”
李组长：“行。”
白组长和李组长去看老牧师，我们几个人回到住处。进屋一开门，看见炕上堆了一堆书。我顺手拿了一本皮面精装64开本的厚书。书皮上写着《旧约全书》。我大概翻一翻，上面写些上帝造天造地，造牲畜造野兽，造草造树，还造了男人和女人之类的语录。好像还有埃及人与以色列人的矛盾之类的故事，反正是看的似懂非懂，不得要领。
四清工作团布置工作队写大字报。大队会计来到我们的住处，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说道，“白组长！公社来电话，让你亲自去接。说是有重要事情。”
白组长从大队办公室回来，说，“老徐！你跟大队借一台自行车，到东鞍山队部取一个宣传材料。”
老徐从公社回来，把一个手抄的、写满字迹的一张纸交给白组长。白组长看了看，说道，“这是什么宣传材料？王鹤寿的十大罪状？四清怎么清到市委书记头上了！”
老徐：“队部说了，让各个工作组尽快把王鹤寿十大罪状写成大字报，贴到社员看得见的地方。”
田艺：“我可听说了，最近市里的造反派有一派要打倒王鹤寿，有一派要打倒赵敏、罗定枫。这大概是我们的工作团主张打倒王鹤寿。”
老徐：“工作团让我们打倒谁，我们就打吧。”
李组长：“不是农村不搞文化大革命吗？打不打倒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白组长：“工作团下达指示，我们执行不执行？”
田艺：“那要看什么指示。”
我：“我看了一下王鹤寿的十大罪状，好像没有什么根据。听二队的社员说，鞍钢大部分职工都是站在王鹤寿一边，都是保王派。我们写了王鹤寿十大罪状，肯定会遭到我们大队与鞍钢有关联的社员的反感，我们往后的日子，恐怕就不大好过了。”
李组长：“言之有理。你说怎么办？”
我：“我说，把十大罪状这张纸先放着，大字报不写。上边追问了再说；不追问，就拖着。”
白组长：“怎么样？有没有意见？（没有反对的）那好，就按大学生的意见办。”
没过三天，公社工作队来电话，通知，快些把王鹤寿十大罪状的大字报撕下来。
驱赶四清工作队。1966年12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关键内容是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解决；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农村文化革命也要采用“四大”。
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已经迅速漫延到郊区，农村的造反派开始了造反活动。郊区农民造反派开始驱逐四清工作队。
中午，午饭前，一队的一个青年社员，跑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找到我们，气喘匀了，说道，“不好了。东鞍山工作队队部让郊区红卫兵给贴上封条了。工作队的干部全都跑光了。你们赶快收拾收拾也走吧。”
原来这位社员到公社办事，看见工作队的办公室门窗被贴上封条，事也没办，从公社一路快跑将近20公里的路程，回来给我们报信。令我们十分感动。
此时，恰恰民兵连长也在场。他说，“小王的信，送的太及时了。昨天晚上我听说，二队的几个民兵要找你们工作组，估计没有好事。我看你们收拾收拾快走。小王！你去一队让老王头套一挂车，别声张，然后，悄悄地把工作组送回市里。快去！”
我们把行李装上车，大队书记也赶来了。大队书记见我们正要出发，好像松了一口气，说道，“太好了。啥也不说了。快走。”
想不到，堂堂市委派出的工作队，竟然如同电影上地下工作者一般偷偷撤出敌占区似的，急急忙忙地逃出老虎屯。后来听说，如果我们晚走一步，二队的造反派就会到老周家，把我们的行李扔到大道上，撵我们出村。据说，有的地方的工作队逃跑时，连鞋都没有穿上。我们科老张的行李一直丢在他们进行四清的农村农民家里。
我们7个人，坐上一队的王大爷赶着三匹马拉着的胶**车，避开二队，上了去哈大公路的大车道。在哈大公路上，马车一路小跑，好像后边有追兵一般。很快就越过中所屯、鞍山城、东鞍山铁矿、环市路道口，进了市区。老王头把车停到监狱南侧的马路边，说道，“就送到这吧。剩下的路，你们就各奔个的家吧。”
就这样，我的四清工作队生涯，到此结束。
（2011年11月4日10：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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