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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调老郭头(之一)

在百货大楼我买了一双清河产的橘黄色塑料凉鞋,这是我第一次穿当时令人羡慕的塑料制品。购买塑料凉鞋在其他城市是凭票供应的。

出了百货大楼,逛到了东来顺的门前。我看到牌匾上的东来顺三个大字之后,脱口而出,“看!东来顺。”

王义忠:“咱俩进去吃点涮羊肉?”

我:“你不是闻到牛羊肉的膻味就恶心吗?能吃涮羊肉?”

王义忠:“老郭头在粮站可是常说,到了北京不吃全聚德的烤鸭和东来顺的涮羊肉,那就等于白来。”

我:“看起来老郭头还真的没少来到北京?”

王义忠:“吹(牛)呗!走,进去。”

可能是没有到饭点,店内人不多。我们坐下之后,服务员端来一个镀锡的铜火锅,拎来一壶清水倒到铜火锅里面,生着了炭火。我俩要了两盘羊肉。之后,服务员对着在餐厅一端的肉案子后面的切肉的师傅,高声喊道:“两盘!”

切肉师傅操起片刀,熟练地把案子上的新鲜羊肉切成薄片。切肉师傅娴熟的刀法,令我大开眼界,感叹不已。很快,服务员就把两盘羊肉和相应的配菜——包白菜、细粉丝以及调料腐乳、芝麻酱、韭菜花等等摆到了我们的桌上。

邻座的一个右手夹着羊肉片在火锅里涮着的人,听到我们说话,笑着对我们问了一句,“听口音,你们两个是东北的,哪个地方的?”

王义忠:“什司县。你是哪的?”

那个人:“我是长春的。什司县?什司县没听说过,是哪个省?”

“辽宁海城县的一个公社。”我和王义忠都笑了。

那个人:“你们两个怎么就吃那么点?”

王义忠:“先尝尝,好吃,再来俩盘。”

那个人:“我吃了7盘!我来一趟北京,必然要过来吃一顿。去年这里还叫什么回民饭店,今年才恢复了老字号。”

到了三门峡,我们两个直奔被调查人居住的山西省平陆县黄河北岸的一个公社,公社和大队的地名早已忘记。没有交通工具,只能够用步量了。走到距黄河不远,王义忠问一个看似当地人,“同志,去黄河北岸怎么走?”

“走过去。看见没?下去就是黄河。”那个人手指前面一片干涸的河床。

我:“左边那个大坝,就是三门峡水库吧?”

那个人:“正是。没有它,黄河水会干吗!”

真是无独有偶,在北京十三陵水库是干的;到了三门峡水库,黄河也是干的。三门峡水库是50年代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

到了那个公社我们要去的大队,地面上的房屋不多。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住在地下窑洞。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查了一下资料,才知道那叫“地坑院”也叫“天井院”,属于下沉式窑洞,是古代人们穴居生存方式的遗留,被称为中国北方的“地下四合院”,距今已有约4000年的历史。这些地方被形容成“进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的奇妙地下村庄。分布在河南、陕西、山西黄土高原地区。

这户人家的地坑院是在一条道路南侧的一块平整的黄土地上,是一个边长大约为10米左右的正方形深坑,坑深大约6、7米。我们顺着西侧的从地面通向坑底的黄土台阶,下到院里。地坑院的直立的四壁大约开凿了七、八孔窑洞。地坑院的中心是一口水井,是存储雨水用的;据主人说,这里没有地下水。

户主听说我们是东北来的,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说明了外调的来意之后,交谈中,关于老郭头的情况,一问三不知。他本人确实在沈阳那个粮栈干过,粮栈的东家也能够说上名字。唯独提起老郭头,毫无印象。

三门峡这一站虽然没有调查到老郭头的情况,倒是领略了地坑院这一民居奇观,算是没有白跑一趟。

(四)来到水城

马不停蹄,下一站是贵州省水城。坐了几天几夜、换乘了几次火车,到了贵州省西部边界的水城。

上世纪60年代,国家决定在中国的西南、西北进行“三线建设”。(按着地区的战略地位把沿海和东部地区定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云贵川交界处的六枝、盘县、水城蕴藏着丰富的炼焦煤和动力煤,1964年确定六盘水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国家从东北、华北、中南等老工矿地区迁入六盘水地区一批工厂,成建制调来一大批工程勘测、设计、施工队伍,达12万多人。鞍山市派出以市人委副市长易晓光为首的一批各个部门机关干部,到水城组建领导班子。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是从煤铁之都本溪矿务局调来的基建施工人员。

我们下了火车,第一感觉,就是下雨,到处都是湿漉漉、水淋淋。出来的这些日子,第一次感到了冷。听人家讲,水城这个地方,没有炎热的夏季,也没有寒冷的冬季。太阳出来了,穿单衣,阴天下雨穿棉袄。当地有一句顺口溜“贵州三件宝,雨衣、水鞋、大棉袄”,大概就是应对这种气候的必备穿着。

我们在水城会战指挥部找到了本溪的基建队,查了一下,确有我们外调的对象。但是,此人不在水城,在100多公里以外的盘县,交通极不方便。我和王义忠商量一下,不能见面,希望能够和那个人通一下电话。指挥部的人同意了我们的要求,电话挂通后,对方说,到现场去找人,需要等待半个小时。

二十多分钟过后,对方回电话了。王义忠开始和对方通话。不知道是对方说话王义忠听不懂,还是王义忠说话对方听不明白,无奈,王义忠让我和那个人说。

我:“你认识沈阳xx粮栈的郭xx吗?”

对方:“认识。”

我:“有人检举他是漏网的资本家,你能够给我们提供点什么情况吗?”

对方:“什么?资本家!从山东过来,穷得叮当山响,连个媳妇都没娶上。这玩笑开的,一点也不沾边。”

我:“麻烦你了。”

对方:“老郭在你们那里?回去替我向他问个好。”

我:“一定。再见。”

由于是长途电话,没有和对方过多的核实有关老郭头的情况细节;因为他和沈阳铁西的粮栈伙计两口子说的基本相同。

出了会战指挥部,走了不远,看见一睹墙上用白灰书写的大字标语,“东北佬滚回去!”

“看起来我们东北来的人,在水城这个地方表现的不怎么的。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当地人。”看见标语之后,我说道。

王义忠:“看起来我们两个得赶快离开这里。”

会战指挥部把我们两个介绍到他们的招待所。一进屋,使我们大吃一惊。开开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听到的说话声,完全是东北口音,仿佛是回到了家。原来这个招待所的职工都是支援三线人员的家属。我们进屋的时候她们正在用东北话嬉笑打闹,其中不免夹杂着一些当地人听不懂的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见我们两个进门,一个人说道,“有客人来了!”

另一个人:“过来!登记。”

知道我们是东北人,屋里的人立即活跃起来,格外亲热。七嘴八舌的问道,“东北哪嘎嗒(什么地方)的?”“来干哈(做什么)?”的家乡话统统上来了。

从她们嘴里,我们知道了东北来的人把搭火炕、砌火墙、生炉子等取暖、烘干等生活方式带到了这里。

我:“外边的大标语,‘东北佬滚回去!’是怎么回事?”

一个年龄稍大一些的女同志:“那是那几个造反派写的。当地老百姓对我们挺好的,欢迎我们过来搞三线建设。”

(五)从贵州到杭州

当日,我们买了从水城去贵阳的火车票。这是一列空前绝后的客运列车。黄昏,上了火车。走进车厢,双脚有如踏到海绵垫子上一般,绵软渲腾。坐下之后,才发现,原来车厢地板上是一层厚厚的嚼过的甘蔗渣滓;不知道这列火车有多少天没有人打扫过了。天黑了,车厢里的电灯一直没有点亮。过了好长时间,列车员送来几根蜡烛。夜深了,我觉得有些凉,打算把车窗放下来,结果,放下来的只是窗框,玻璃已经不复存在。只好找一个背对着火车前进方向的座位坐着,眯起眼睛睡觉。

拂晓,到了贵阳,本想找一个旅店睡上一觉。到旅店后,登记的时候,工作人员听说我们是路过贵阳去济南。便对我们说,“两位同志,如果你们不是到贵阳办事,只是路过,我劝你们最好不要住下,尽快买车票,离开贵阳。”

王义忠:“为什么?”

工作人员:“市里头不太平。阶级敌人活动的很猖狂。昨天就在右边的十字路口,还枪杀了一个人。市革委会保卫组的人也经常夜间检查住宿客人,上礼拜还从我们宾馆带走了两个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

我:“谢谢。王义忠,我们走吧?”

王义忠:“走。”

回到火车站,去杭州有一趟火车,还有票。匆匆忙忙吃了一点早饭,又登上了去杭州的火车。坐了两天一宿的硬板(那个时侯,卧铺很少,即使有卧铺,我们两个也不够资格)到了杭州。马不停蹄的辛劳奔波,全靠的是年轻,正所谓“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气壮”。

一觉醒来,天晴日朗。我对王义忠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机会难得,咱们俩个就在杭州多呆一天,你看如何?”

王义忠:“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呆一天!咱俩说了算。”

我们还是以飞马观花的速度,逛了西湖、岳王庙和钱塘江边上的六和塔。有两件事记忆深刻。

第一件事,在西湖,明显的可以看出,那是一片劫后余生的景象。久久不能忘记的是重新修整的甬道上,铺垫着支离破碎的石碑残块。比较醒目的,是“断桥残雪”石碑已经断为几块,阴刻的大字,暴露在烈日之下,风蚀雨袭,任人践踏。这样的甬道,怎敢落脚,怎能毫无顾忌的举步前行?

第二件事,岳王庙一堵墙的一隅,秦桧和其夫人王氏的铸铁跪像前,有很多人驻足观看。秦桧其人,是尽人皆知的卖国贼、坑害忠良的代名词;着实可恶可恨。可是,眼前的秦桧和王氏铸像满身的泥污、吐沫、鼻涕等等肮脏的秽物,实在令人恶心!难道我们中华民族的淳朴的爱憎感情——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褒善贬恶的举止行为就应该是这样表达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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