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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行车与手表
我在什司县插队落户买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回到市里，就被原统计局在60年大归口从手管局归过来、又归回去的孙正理相中了。从什司县回来，在水果公司搞运动的时候，他就三番五次的跑来，非要我把自行车让给他。那个时侯，自行车是我从市里回什司县的重要交通工具，他也不好意思硬是拿走。他听说我的工作被安排到财政局，立即找我，死乞白赖，硬是把自行车骑走了。他的理由也算符合时代潮流：财政局有公家自行车，就没有必要骑自己的自行车了。
骑了两年的自行车让人骑走了，倒是留下了些微记忆。
刚刚买了自行车回旧堡m家的时候，人见人爱，m的弟弟弄来电工用的蓝色胶带，缠绕到自行车车架上，以保护车架钢管漆面不受创伤。
骑着新车从大台沟去粮站的凸凹不平的乡道上，在我越过两个解放军小战士的时候，听到他们一个战士说：“唉，真奇怪？他骑的自行车从身后过来，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呀！”这是我听到的对我的自行车最为得意的赞赏的语言。
我调回市里之后，每一次骑车回家，一路上，在村头或路口都要遇上小学生“劫道”，让你下车，背诵一段**语录。我常常是顺口说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结果，通不过。小将们非让你背一段字数多一点的语录，才能够放行。
从市里到什司县是砂石路，经常走自行车的道路两侧“自行车专用道”基本上是平整的，从没有颠簸的感觉。走完这段路，大体两个小时左右，回市里下坡，时间短一点，去什司县上坡，时间长一点。除了冬季，骑自行车行走在山峦起伏的绿色世界，心旷神怡，别有情趣。当然，也有难为情的状况出现。一次，我骑车驮着老大从旧堡姥姥家回什司县，爬庙宇岭的时候，体力不支，只好推着车走。过了岭，我再次上车的时候，手扶车把不稳，左摇右晃，自行车倒地，把坐在自行车大梁上的老大压到车架之下，小腿受到车架撞击，疼痛难忍，哭啼流泪不止。
财政局的仓库之中的自行车，凡是能够骑走的，已经没有了。泉恒帮助我在剩下的、必须大修的破自行车堆里找出一台脚刹车28自行车，车架是德国产的薄壁钢管，车架的头管有裂纹（如果没有裂纹，是剩不下的）。求人把车架送到区里一个街道工厂跑了铜焊；在局里几个自行车“行家”帮助下，七凑八拼，一台可以骑走的自行车诞生了。回统计局的时候，我把它带到统计局。70年代末机关自行车私有化的时候，作价7元钱，归为己有。
80年代初，鞍山生产梅花牌自行车，我买了一台26脚刹车（脚闸是台湾产）自行车，放在家里楼下，丢了。之后，我又买了一台同样的自行车。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自行车骑行率较低，给了m的弟弟。一年后，也丢了。有人分析，我的自行车之所以屡屡丢失，主要是缘于那个台湾产（性能优异）的车闸。
从什司县回来，我一直没有佩戴手表。财政局从人委大楼搬到建行这边不久，市里发手表票，局里摊上一张。局办公室把手表票给了我这个全局唯一没有戴表的人。这是一块瑞士名表——梅花牌。价格100多元，正好，孙正理给我的自行车钱，用于买表了。
得到手表票的第一个星期天郭庆陪着我逛了指定出售凭票手表的青年街百货商店和铁西联营。这两个商店的梅花表都是比女表大一些、比男表小一些的中型手表，我们没有相中。问了百货公司，告知还有对炉山百货商店也有梅花表出售。
我和郭庆到了对炉山百货商店，来到手表柜台，果然有梅花牌男表。郭庆对卖表的营业员说，“我们在青年街商店和铁西联营看到的都是小梅花牌手表。你们的大表，我们能不能买？”
营业员：“有手表票吗？”
“有。”我顺手从衣兜掏出手表票。
营业员：“行。”
郭庆：“拿出来，我们挑一个。”
营业员：“不用挑。现在柜台里摆放的表，都没有上弦。拿起来，立即走字，那就是好表。信不信？”
我：“信。”
营业员：“你们看看那块表相中了，我拿起来，走字了，就是好表。”
我随便指了一块表，营业员轻轻地拿了起来，让我们看。果真，手表的秒针开始走动。于是开了票，到交款处交了钱。同时买了表带。营业员把手表给上了弦，我把手表放到耳朵上听了听，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营业员说了一句，“回家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去听。好表，走起来，听不到声音。”
买表没过三天，局办公室管专案的同志把我找去。说是对炉商店来我局调查买手表走后门的事情。
“手表票是局里给的，买手表是郭庆和我一起去的。在手表柜台交了票，在收款处给了钱。怎么叫走后门？”我对来外调的两个同志简单说明了情况。
“我和他一块去的你们商店。你们的买表柜台的那个女同志服务态度很好。还有两个女店员也在场，交手表票，开交款单，她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提高了话音）怎么就走后门了！”郭庆听说对炉商店来调查买手表走后门，也跟了过来。郭庆嗓门大，生气的时候，说话有些吓人。
办公室的同志：“怎么样？情况就是这样。还有什么要问的？”
两个人相互看了看，一声没吱。
后来听说，手表柜台那个女同志是组长。不知道得罪了谁，向百货公司写了检举信。其实，那一天他们商店只卖了一块梅花表，手表票、手表、交款额很容易核对。
（五）参与行使财权
木材公司要增加一台龙门吊，请求财政局批准。
星期一，一上班，刘局长就来到我们科，对赵翘说，“上木材公司，安排那几位同志去？”
刘信众局长是插队落户之前原邮电局局长，在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的时候已经结合到邮电局革委会领导班子。由于她的爱人、我们统计局的财贸科迟玉环科长在千山学习班被揪斗，连累他全家插队落户到盖县。不久前，从农村被抽调回来。
赵翘决定让我、杨厚生和郭庆一起和刘局长去木材公司。我们四个人骑上自行车，直奔地处铁西的木材公司。
木材公司的领导同志向我们汇报了新增加一台龙门吊在抓革命促生产中的必要性，所需资金金额，龙门吊的供货来源，资金的来源等等。然后，领着我们查看了木材存放场地现有的吊车的状况和作业情况，以进一步让我们了解增添吊车的紧迫性。
购置龙门吊属于新增固定资产，应该列入基建或更新改造计划。依据当时计划和财务制度，没有列入计委的计划，可以由财政局批准动用企业的折旧资金或大修理资金购买。在财务制度上有哪些规定，我们四个人当中，只有杨厚生掌握的比较具体，能够说出个子午卯酉。我所关心的是购置起重机的必要性，至于花什么钱，花多少钱（财政局该管的事），缺乏专业素养，关注的较差。我观察刘局长和我的状况差不多，对于花钱算账这类事情缺乏兴趣。这大概就是没当过家，不知柴米贵。
从木材场回来，我们又到了木材公司的锯木车间，由车间主任陪同查看设备运转情况。
已经是中午了。公司办公室的一个女同志过来，对领着我们查看的车间主任说，“中午请财政局的同志在咱们公司吃午饭。”
车间主任：“到哪里去吃？”
女同志：“先在车间等一等。”
“好。你们几位在这呆一会。我去处理一下工作。”车间主任说完，走了。
车间的工人午休。有些人拿出饭盒，有些人去食堂，吃饭。
过了一会，两个食堂打扮的女同志送来一盆大米饭，两大盘菜，四个饭碗、四双筷子，放到刚刚锯出的木板上，看看我们，没有说什么，笑呵呵的走了。
“来吧！搬几块能坐的木头，坐下来，吃饭。”刘局长看着冒着热气的饭菜，对我们说。
端起饭碗，相互谦让一番，开吃。杨厚生端起饭碗贴上嘴唇，筷子插到碗里，往嘴里一扒拉，半碗饭进去了；我见刘局长一双近视眼透过眼镜惊愕的注视着杨厚生的吃相，咧嘴笑了。再看杨厚生，筷子在碗里动一动，饭碗里的饭，光了。
“拿来，我给你再盛一碗。”我笑着对着杨厚生，伸手要碗。
杨厚生：“盆端过来，我自己盛。”
又扒拉一口饭，杨厚生的筷子伸向炒鸡蛋的盘子，（另一盘菜是炒蒜毫）。他的筷子在鸡蛋饼上划拉一下，切割下来一大块金黄色、油汪汪的鸡蛋，接着把鸡蛋牢牢的夹在两根筷子之间，举到鼻子下面，一口吞下，再看盘子，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盘底光溜溜的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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