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筷！来！吃！”杨厚生嚼着鸡蛋，看着我们三个人，笑着说。
这顿饭，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四两粮票，两毛钱；这是当时下企业吃饭的规矩。
在机关食堂吃晚饭的时候，郭庆对我说，“我就够能吃的了。没想到，老杨比我还厉害。”
我：“那当然，要不哪来的那么硬实的好身板！”
第二天我们向局里汇报了木材公司添置龙门吊的情况。在讨论中，赵翘和杨厚生注重的是购置费用走那个科目，花多少钱，怎么下账；刘局长和我注重的是必要性和对生产的影响。
大概过了半个多月，赵翘科长从局长室回来，告诉我们，木材公司购买龙门吊批了。
给五七大军盖住宅
五七大军大批回城，住的矛盾日益突出。给五七大军盖房子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一天，郭庆对我说，“胜利宾馆东边给你们盖房子了。”
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郭庆：“高兴个啥！听说是给五七大军局处级以上盖的。轮不到你们这些普通一兵。”
我：“先官后兵。早晚能够轮上。”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知道那里盖的房子没有自己的份，还是隔三差五跑过去看看楼房盖到什么程度了。大楼盖成之后，赵翘（市里给他丈夫的）、刘信众局长都住了进去。
1973年初春，一天，郭庆看着我笑，隔一会说道，“好消息！这回真的轮到你们五七大军普通战士有房子住了。咱们局要给你们从农村回来的五七大军盖房子了。”
我：“真的？听谁说的？”
郭庆：“局办公室泉恒说的。批文都下来了。地址都选好了。”
我：“在哪里？”
郭庆：“烈士山摩电道东、钢院北墙外、卫校西墙外。”
这栋住宅是财政局、劳动局、物资局三家联合筹建的。按现代的说法，那叫强强联合！很显然，这三家在一起有出钱的、有出物的，有出工的，具有极大的优势。
1974年国庆节，我们全家结束了住办公室的生活，搬到了“人财物”宿舍楼。这是一个4层砖混结构住宅。一共有4个单元，共64户。财政局占了两个单元，劳动局和物资局各一个单元。每一个单元为4种户型，较大的约60多平方米，最小的不足30平方米。厨房、厕所很小，有煤气、上下水齐全，有暖气，对于下乡前居住条件较差，四、五年没有正常栖身之处的我们来说，还是心满意足。
我住在二楼，属于第三类户型，比最小的户型大一点。大家把这种户型称为“串屋”。房门开在外走廊，进房门，有一个小走廊，与房门相对的一侧是厕所、厨房，左走是卧室。在卧室靠近门三分之一处砌了一道间壁墙，把一间屋间壁成两个屋，形成套间，大家把一字排开：厕所、厨房、套间这种结构称谓“串屋”。为了使小屋有点光亮，在间壁墙上开了一扇窗户。
住进新房之前，我做了一件很歉疚、很惭愧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不好意思。
财政局分房领导小组公布了分配方案之后，立即引起局内很多同志不满；我也心存芥蒂，自然也站到不满意的行列之中。我的意见主要是，给五七大军盖房，也就是说打着给五七大军盖房的旗号，在分配房屋的时候，五七大军并不是给房的优先对象，从中受益的倒是那些没有乡下的造反派同志。本来乡下的（多数人）和留城的那些人就是文革中对立的两派。分配方案公布之后，不免又勾起了已经淡漠了的派性。
文革的流毒之一，就是写大字报。在局里分配房屋方案公布的当天下午，有几个人策划给局里贴大字报。不知道是谁，建议由我担当这项任务。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未加思索，当仁不让，很快起草了反映不满意同志们意见的大字报草稿；且亲手书写了大字报。然后是大家签名，我毫不客气的把自己的名字写到了第一个。
很显然，自己把自己摆到了反对分房方案的“罪魁祸首”的位置。大字报张贴出去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局里真的有如开锅了一番，楼上楼下议论纷纷。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分房方案，这是可以理解的。对大字报提出反对意见的、诋毁签名人的也开始说三道四。在这种形势之下，有的已经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同志开始退缩。原税务局年龄较大的一位同志跑来找我，声称大字报他不签字了。我觉得很可笑，说了一句，“不签字了？找我干什么！你的名字也不是我给你写上去的。自己抠下去不就得了。”于是，大字报上出现了一个窟窿。
三天后，分房领导小组头目财政局革委会副主任原税务局的一位领导，找我谈话。此人横眉竖目，一脸凶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倒是爽快，开门见山，气哼哼的问道，“你想要哪套房子？”
“给哪套就要哪套。”我也以同样的口气回答。
他：“啊！那么，你想要干什么？”
我：“什么也不干。就是对你们分房不公正有意见。”
他：“我问你，具体一点，你个人到底想要那套房子？”
我：“我个人没有要求想要那套房子！”
“行了！算了！”他举起左手，手背朝上，摆动几下，示意让我出去。
贴大字报的目的，从内心讲，是想要一个比第三类户型的房子更大一点的房子。那是分房领导小组接受了大字报的意见，重新调整分配方案，才有可能实现的。今天，领导小组的头目的态度表现，很明显，根本没有接受大字报意见的意思。如果给我个人调整了房子，我成了什么东西！
动手写大字报现在检讨起来，是一个缺憾；没有要求调整个人的住房，倒还是给我的心里有些宽慰。
当自己改换了角色，回头去看那次财政局分房，倒是挑不出有什么原则性毛病。确实，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八）偏执狂李行亮
工业财务科有一个李行亮。在分房大字报风波之前，李行亮在走廊上贴出了三、四张纸之多的大字报。矛头直指财政局革委会一把手张柯南。大字报的内容是张柯南对他进行百般“迫害”；还有对张柯南的谩骂的语言。第一批大字报，被局办公室的政工人员撤掉之后，又连续写了几批。迫害的内容不断增加，迫害的手段愈发离奇。诸如他说张柯南派人监视他，在他家院子的晾衣绳上拉上看不见的细电线，安插人猫（方言，暗藏）在他家棚顶上（他家没有搬进财政局给五七大军盖的新房之前住在立山区简易住宅，糊的纸棚），监视他夜间的行动，在他家里安装窃听器等等。结尾段落骂人的几行字，越写越小。
李行亮平时的一切言语行为都很正常，工作按部就班，对待周围同志客客气气，没有发生过口角争吵之类的事情。唯独对一把手抱有成见。一次，张柯南在全局大会上说，“人是属猫狗子的，你不打它，它就不往前走。”他说这是**说的。李行亮常常把这句话作为攻击张柯南的口实；说张柯南对下蔑视革命群众，对上抹黑伟大领袖**。
李行亮的大字报惹恼了张柯南。于是下令把李行亮送到精神病院。对此，刘信众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李行亮的表现属于偏执狂性质的精神病表现；不像其他精神病患者那样完全失去理智，不会危害他人；且没有达到疯狂的程度，没必要送进精神病院。但是，局革委会的多数领导人，都是没有插队落户的、革委会成立之时的革命派，自然不会和刘信众站到同一个立场上。少数服从多数，局里还是决定把李行亮送进精神病院。
李行亮是工业科的干部，送医院的差事理所当然的要由工业科的同志们去践行了。工业科在送李行亮去医院也是两派意见，不说读者也会明白，支持刘信众的是新近回到局里的原财政局和税务局同志们，他们在李行亮送医院的过程中，采取了消极态度，成了旁观者。
医院开来救护车那天，李行亮并没有老老实实地乖乖就范，采取了敌对态度，平时温文尔雅的他，一反常态，摆出造反派“文攻武卫”的架势。好虎架不住一群狼，有同样造反经历的几个人，前后夹攻、左堵右截，经过一番搏斗，终于把李行亮扑倒在地，连抬带拽，把他按压到车里。那几个人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几个的身上都多多少少带有殴斗的痕迹。
几天后，刘信众等人几次到医院做工作，把李行亮从精神病院接回来了。上班那天早晨，他穿着整齐，分头梳得格外伏贴平整，油光水滑。不管见到了谁，都会客客气气地握手，说一句：你好！当然，抓他上救护车那几位曾经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们，他给的只能是白眼。
刘信众的爱人迟玉环和孩子们从农村回来之后，全家住在食堂院里的一个较小的房间里。由于有迟玉环的关系，我们之间自然走动得频繁一些。他们全家回来的第一个春节三十晚上，我和丰岷、小郭都跑到他们的住处，一起吃了年夜饭。年夜饭吃的是烧麦。烧麦皮是食堂小老顾（市里有名的做烧麦专家，交际处来外宾，做烧麦要请他过去）给擀的，烧麦馅是小老顾给和的。足足够他们吃上四顿、五顿的。我们之间关系较好，不仅仅是共同走了五七道路，在看问题的观点上，工作态度上，常常是不谋而合。
张柯南是文革中部队转业的师级干部，我们之间很少接触，除了开大会听听他的讲话，工作上隔着科长，没有任何联系。他住在市立医院北侧市里专门给部队转业干部新盖的楼里。娶了一个年轻的四川籍媳妇，生了一个胖娃娃；下班后，张柯南喜欢抱着孩子在市立医院附近的大道上遛弯。遇上多嘴多舌的半大老太太常常会问道，“是孙子还是孙女？多精神！多水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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