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孩子们的琐事
三个孩子住进财政局办公室，换了新天地，乐不可支。孩子们的故事，不免孩子气多一些。老大上抗大（小学），老二上幼儿园，老三上托儿所，晚上回来，自然是楼上楼下、楼里楼外，嬉笑玩耍，常常见不到人影；老大自然担当起监护人的角色。笑话也是常常发生。
老三是楼里年龄最小的一个，下班后，把她从托儿所带回来，一进楼，就会有人接过去，特别是财政局革委会委员张建荣，不管什么时候，看见了就要抱着亲热一阵子。
在食堂吃饭，老二问税政科的一位年龄稍大一点的一个男同志，“你的脸上怎么长那么多的小坑啊？”
这一问，不免引起食堂里吃饭的人喷饭。解放后，年年接种牛痘，很少有人患天花等等传染病，极少能够看到“麻子”，老二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也不足为奇。
一次食堂吃饺子，在我写的大字报上把自己的名字抠下去的那个同志吃蒜，老二看见后，问道，“唉！你吃蒜怎么不扒皮就往嘴里搁呀！带皮吃呀？”
“看看！蒜皮不是在这呢吗。”那个同志，在嘴里嚼了嚼，把蒜皮吐出来，落到饭桌上，笑了起来。
公安局墙外，张贴几张“批林批孔”的漫画。其中一张是，孔子把林副主席搂在怀里，露着**用奶头给林副主席喂奶。泉恒喜欢逗小孩，一天，他问老二，“你知道不知道孔老二？”
老二：“知道。”
泉恒：“孔老二是男的是女的？”
老二：“是女的。”
泉恒：“谁告诉你的？”
老二：“你没看见他给林副主席喂奶呀！”
春天，胜利广场里的杏花竞相开放。吃完晚饭，他们三个回到办公室之后，一定要跑进广场。广场对面的交际处常常有外国友人住宿。一个老外看见她们，要和她们合影，当老二被外国人抱起来的时候，把她吓哭了。老大、老三笑她胆小。
也有让人焦急的事情发生。下班之后，老三在楼下玩，不知道怎么搞的，把手指挤到一台脚轧自行车的牙盘和链条之间。幸好，自行车的主人还在楼上没有走。打开车锁，才把手指从牙盘中倒了出来。
老大上学、老三上托儿所没有费什么周折，老二上幼儿园倒是有一个小故事。
文革之前，机关幼儿园就在市委后院，机关女同志的孩子，达到规定年龄，自然就由托儿所升到幼儿园。不用自己操心。我们从农村回来之后，机关已经没有幼儿园了。有点门路的，把孩子都送到商业局幼儿园；因为那里吃得好。
我们正在为老二上幼儿园不知所措的时候，杨厚生自告奋勇，答应一定要把老二送进商业局幼儿园。杨厚生认识商业局幼儿园的副所长邢芸香。
一天，我和杨厚生一起来到商业局幼儿园。进了门，迎面碰上了五七大军回城后在水果公司一起搞运动的老刘太太。她一把把我拽到她的办公室，唠起了闲嗑。杨厚生去找副所长邢芸香。
唠了一阵子，老刘太太问我，“和你一起来的那个同志找邢芸香干什么？”
我：“他认识你们的副所长，想把我们家老二送进你们的幼儿园。”
老刘太太：“老二进幼儿园啊！来吧。”
我：“那太好了。谢谢啊。”
老刘太太：“谁跟谁？用不着客气。明天就送来吧。有我在这，你们两口子就放心吧。”
这时，邢芸香领着杨厚生过来了。副所长面带难色，刚要开口说话，老刘太太看出来了，忙说，“我知道了。不用说了。”
回局里的路上，杨厚生对我说，快磨破嘴皮子了，副所长邢芸香总算答应找刘所长请示请示。想不到，你没费吹灰之力，……。我说，“都是五七战友嘛！”
（十一）住进新居之后
我们家住在二楼，楼梯两侧各两户，各户由外走廊与楼梯相连。我的隔壁是原税务局的老曲；楼梯那面、我的对门是局办公室主任老方。老方老少三辈，人口较多，他的的房屋面积是最大的；老曲三个男孩，年龄较大，他的房屋为第二类；我三个女孩，年龄较小，我的房屋数三类；老方的隔壁王学强，两个孩子，年龄也小，他的房屋面积最小。不难看出，从我们四家的人口状况来看，局分房小组的分房方案还是合理的。只不过他们三家都不是从农村回来的五七大军。财政局搬进这栋楼的人之中，留城的的人（属于改善居住条件）和农村回城的（无房户）的户数大体和我们二楼这个单元三比一的比例一致。这是分房方案出炉后，引起一部分人不满意、写大字报的主要原因。
住办公室的五七大军住进新房之后，仍然住在办公室的人只剩下小郭和春阳。一天，小郭在午饭后发牢骚，“你们领着老婆孩子住上了新房，老弟还得在办公室打光棍。”
赵翘：“是啊，从现在起，全科总动员，给小郭找对象！”
杨厚生：“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
在我离开财政局之前，几次和杨厚生领着小郭去相看对象。有一次到粮食局二粮库，见面之后，双方都没有明确态度。回来的路上，我们问小郭看了之后，对人家什么印象。小郭说，“那丫头脸上怎么那么多毛啊。”
杨厚生：“傻小子！知不知道什么叫黄毛丫头？脸上毛毛茸茸的，那才是纯粹的黄毛丫头。”
又一次，出现了误会，闹出了笑话。在百货公司我们三个一起去相看了一个女孩子。几天之后杨厚生去询问女方的意见。对方问杨厚生是哪一个，杨厚生说是小郭。对方说不是那个个小的（指我），没同意。杨厚生在小郭不在办公室时，说了这个情况，弄得大家哄堂大笑。赵翘科长对我说，以后不要跟着一起去相亲了。
夏天，下班后，老三从我们家二楼窗户掉到楼下。m在厨房做饭，两个姐姐没有在屋里，老三一个人爬上窗台，不慎，跌了下去。正在楼下收拾东西的一楼邻居老于，听到老三掉下来落地的响声，吓了一跳；连忙高声呼喊。
m闻声跑到楼前，老三坐在地上啼哭不止。正在这时，我恰恰下班回来，走到楼角，听到老三的哭声，也赶了过去。
二话没说，我和m推着自行车，奔向市立医院。到了急诊室，大夫把老三放到床上，检查了老三的胳膊腿，从头到脚摸了摸，没有发现那个部位有创伤。
“小朋友！走！围着桌子走一圈。”大夫让老三下地，说道。
老三在急诊室走了两圈，大夫看看，说道，“没事了。没事。回去吧。”
“啊呀我的妈呀！吓死了。”m长长出了一口气，抱起老三，回家了。
两天后，赵翘来到我家，看望老三。看着老三没事人似的，赵翘说道，“真是命大，二楼掉下去，什么事没有。淘气包子！”
m：“楼下老于家在窗户下边斜着立了一块箱子板，老三大概是掉在箱子板上了，滑到地上，才没有摔伤。”
“淘气包子！过来，让赵姨看看，你怎么那么抗摔。”赵翘说着，双手从头到脚摸了个遍。
当她掀开老三的衣服，看见背后有几条红紫色细细的划痕，“看看，这是不是摔的！”
“是吗！啊呀！怎么，天天脱衣裳，没看见？”m说道。
赵翘：“这两口子，一个粗心的妈妈，一个放心的爸爸。”
隔壁老曲是税政科的，初夏一天，下班前，他让我和科长说一声，明天和他一起下乡走一走。科里没事，科长同意了。
早晨，临走前，老曲让我带一个背兜，遇上什么好吃的，买点回来。
我和老曲骑自行车去了大孤山公社摩云山大队。在路上，他对我说，“没啥事，在家呆着干啥！我领你出来到农村走走。你看，山清水秀，多好。”
摩云山大队是水果主产区，盛产南国梨。我们去的季节，正是杏成熟的时候。生产队长把我们领到果园，社员们正在收杏。队长在大筐里选了几个又红又大的鸡蛋大小的杏，让我们尝一尝。说道，“一会走的时候，带点回去，给孩子们尝尝鲜。”
离开果园的时候，队长让我们尽可能多往兜子里装一些，带回家去。我总觉得磨不开，不好意思大把大把往兜子了装，动作有些迟缓。队长看出来了，说道，“别客气，把兜子装满。几个破杏，不值钱！”
当我抬头看见了社员们投过来鄙夷的眼神，脖子脸一阵发热，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羞愧感。走的时候，我没有敢回头再看看他们。
（十二）调回统计局
1973年6、7月，一天，统计局文革开始就被揪斗的副局长黄文鑫来到财政局，把我从办公室找了出来。开门见山，对我说，“市革委会领导找我谈话了。市里要重新组建统计局，让我着手筹备组建统计局的工作。我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够回统计局。”
我：“重新组建统计局，好啊。”
黄文鑫：“怎么样，回来吧。”
“行。”我未加思考，顺口说了一个字。
1973年10月份，统计局成立了。局长是文革前人民银行总行驻鞍钢办事处的头头——郭裕孜。黄文鑫淘汰出局。
原来是这样，听人说，原统计局的那几个造反派听说让黄文鑫重新组建统计局之后，心有不甘，非要治他于死地而后快，给市里写了诬告信。虽然不知道是谁写的，显而易见，跑不出在文革斗批改运动中把黄文鑫往死里整的那几个人。
黄文鑫是鞍山市最后一批被解放的7个走资派之一，除了他，另外的6个人都是市级领导干部。革委会让他筹备组建统计局，他精神振奋，筹备积极，结果，白忙活了。
新组建的统计局，4个领导人，除了银行的郭裕孜，还有一个支左的军代表，一个高炮部队转业军官，还有个原计委的秘书处处长。全局人数达到24人，百分之七、八十是**党员，百分之百是没有下乡或下工厂的、符合革委会工作人员条件的“革命派”。其中不乏以统计局为跳板、谋个一官半职的淘金者；事实证明，在其后的不长时间里，他们陆陆续续地离开统计局，另谋高就去了。新组建的统计局，除了黄文鑫，原来统计局的人一个没有。做过统计工作的也只有两、三个人而已。
黄文鑫希望我回统计局的约定无声无息，化为泡影。
我第二次出去要账前后，已经当上统计局综合科科长的同学柏健找到我，又提起回统计局的事情。
整个统计局除了他，还有一个原来郊区统计科的一个同志是做过统计工作的。不难看出，全面恢复统计工作，仅仅依靠两个人，大概难以为继。在这个造反派掌权的地方，黄文鑫肯定没有发言权。我想，现实状况，已经逼迫统计局的头头们，必须调回几个原统计局的业务骨干，是为当务之急。我和丰岷自然是摆在他们眼前的不二人选。
1974年末，我和丰岷正式调回统计局的决定已经公开。首先反对的当然是我们科的赵翘科长。她一再地劝说，让我留在财政局。春阳、景东几个辽财的同学也劝我不要回统计局。财政局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我总觉得财政局不是自己应该呆的地方，统计局才是我这个科班出身的人可以用武之地。
1975年初，我和丰岷调回了统计局。
（2013年3月30日17：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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